晓风残月

我没有从楼顶跳下去

已是深夜，病房里完全没有了白天的那种喧嚣。同室的病人和陪护我的亲友都已睡去，有的还打起了响亮的呼噜。这个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大睁着眼睛，一点睡意也没有。

这是2004年4月5日的深夜，湘雅附一医院住院部十六病室。就在白天，我的胃被切除了60%。这时的我，还处在重症监护阶段。身上插着胃管、导尿管，四肢上的导线连着监测仪。胃管哽在喉头，十分难受。一个念头涌上来：倘若此时我能下床活动，我干脆爬上这五层楼的楼顶，从上面跳下去算了!

几天后，附一化验室送来了报告：胃大弯侧低分化粘液腺癌。这与我入院后胃镜活检的报告结果不一样。那次活检取了五个组织，四个没有问题，一个“不排除恶变”。就是这个“不排除”，让我的胃一下子少了60%。我后来想，如果像县人民医院活检后作出的肯定性结论的话，我的胃恐怕连40%都难于保住。

“这个手术做得好咧。”半年后，我到省肿病医院做胃镜复查，医生称赞道。他们把胃镜导管插入之后，竟然没能一下子找到吻合口。而之后的几乎每一次复查，我的残胃吻合口都有炎症，很容易就发现了。手术是附一一个姓裴的副教授作的。他当时大概三、四十岁，很干练，现在已经是教授了。我曾多次从心底感谢他，虽然他把我的胃很麻利地切掉了60%，让我的腹部留下了一道10多公分长的疤痕。

我没能从五楼跳下去，我不能动弹。而且既然选择来做手术，断然是为了继续活下去而不是为了寻一条死路。为了一心盼望我康复的家人和朋友，我必须活下去。

术后的第二天，按照医生的要求，我就开始下床活动，尽管还插着那些讨厌的管子。第三天，就上了第一次化疗的药物。裴教授给我上了一种叫“艾恒”的药，一次要花3000元。同时使用的化疗药物还有“五氟尿密啶”、“同奥”和“艾迪”。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叫“五氟尿密啶”的主要化疗药物，竟然并不昂贵，比叫“艾迪”的中医针剂还便宜许多。“艾迪”据说是从毛毛虫身上提炼的。一想到毛毛虫，我心里就有点发怵。难怪听说有人得了癌症甚至生吃蜈蚣，大概就是以毒攻毒吧。看来为了治病，真是应了那句话：“道士遇到鬼，法都使尽。”而“艾恒”虽然不是从毛毛虫身上提炼的，毒性却大得很。第一次化疗后的一个月内，我双臂的血管上赫然可见一条尺多长的黑线，宛如一条硕长的黑蚯蚓吸附在手臂上，由此可见“艾恒”的毒性之重。但我虽然注射进了这么重毒性的药物，短时间内却很难觉察到身心受到了什么伤害。

然而从第二次化疗起，我的白细胞就一直不够稳定。本想在当地医院搞化疗，无奈白细胞不到3000，只好又到附一用了进口的“惠尔血”升白细胞，总算顺利地完成了第二次化疗。这次住的是七病室，并且没有用“艾恒”。主治医生说，不用“艾恒”，是为了让今后的化疗能够顺利地走下去。离开长沙的时候，我到省肿瘤医院找消化科医生问了一下，他的回答是“能用怎么不用呢？”把我弄得有些忐忑不安，不知道是该用还是不该用。当然，也有医生不主张用“艾恒”。 从那一次起，我再也没有用过“艾恒”，双臂的黑蚯蚓从此没有出现过了。虽然前后搞了6次化疗，我并没有出现很多病人都有过的呕吐、脱发的现象。最为奇怪的是，以前的脱发现象竟在那一阶段消失了。真是怪哉。

至于化疗的次数，医生们的说法也不尽一致。询问七病室的教授，说可以搞5—8次。我按照裴教授安排的搞了6次。之后我到省肿瘤医院复查，也有医生建议5年之内每年搞一次化疗。医生们莫衷一是，我则末置可否。反正已经搞了6次，管它是什么结局，我再也不想搞了，随它去吧。

癌从何来

发现自己的病其实有些偶然。2004年春节，家人聚在一起打牌娱乐，我发现自己在身子前倾的时候，感觉到左上腹像搁了一个什么东西似的不舒服，调整坐姿也不行。那一段时间除了吃东西没什么胃口之外，并无其它感觉。我找医生开了一些养胃的药物，似无效果。因为工作的原因，前后又拖了一个多月才到县人民医院去做胃镜检查。当听到医生说“这个部位有一个溃疡，需要做活检”时，我心里便感到有点不大对劲。化验的结果，虽已认定是胃癌，但带我去做胃镜的医生出于好心并没有直接告诉我，只是对我说了一句“怀疑恶变，建议到上级医院确诊”。我当即听懂了这句话的含意，心里并无恐惧。只是想，这难道是真的吗？会不会搞错了呢？

那一晚上其实是很漫长的。在人生的过程中，我曾见过无数病人和死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幼。在此之前的2000年，我因患腰椎间盘突出保守治疗无效，最后不得已作了椎间盘摘除术。生命的脆弱，疾病的痛苦，使我的心似乎变得坚硬起来，也使我在突如其来的噩耗面前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方寸大乱，崩溃失常。

临睡前，我在想是不是把病情告诉老婆。但一向睡眠很好的她，竟然老是难以入睡。我想，如果把这个消息告诉她的话，她这一晚上肯定是不能合眼了。我决定第二天早上告诉她。果然，听到这个消息，老婆当即哭了起来，并马上叫醒了女儿，弄得我不知道是该平复自己内心的痛苦还是安慰她们母女。

为什么会罹患胃癌？我曾反复地思考这个问题。此后一段时间，我查了一些资料，也对自己的生活经历作了一些回顾和分析。我能找出的原因，一是体质不够强健，免疫力低。二是过去有饮酒的习惯，虽说量不大，但经常喝上一点，也正因为酒量不大，曾醉过若干次，每次都会在晚上呕吐数次，可能导致胃部形成胃疡而又没有及时治疗。三是因为治疗腰椎间盘突出阶段吃过很多中药汤剂，这些药物肯定会对胃造成极大伤害。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买，这一切都已成为痛苦的现状和难以挽回的事实，悔之晚矣。我的患病，只能作为教训用以告诫亲朋戚友和所有尚未得病的人们，让他们从中得到教益，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避免出现类似的惨痛教训。毕竟，生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人来到世上走一遭是不容易的。健康和平安，其实是比无数功名利禄都重要得多的东西。

用药也要自己拿主意

以前看到别人得了癌症，内心在怜悯之中往往会生出几分诧异。当自己罹患癌症之后，更多了几分想了解癌症起因的好奇。于是，买了几本书籍，边治病，边探究。化疗完毕，自己也仿佛成了一名准备去医学院读书的学生了。

癌症是一个什么病？说白了，第一，是由于细胞异常裂变而造成的疾病；第二，是一个慢性病。当然，还有遗传方面的因素。现有的医学研究表明，人类的癌症85%以上是由环境因素造成的。而在中国，消化道的癌症占了总数的30%。“病从口入”，这一古人作出的论断由此得到了充分验证。

而我的情况怎样呢？以我已经被切除了60%的胃来说，从内到外一共有四层（一说五层），分别是粘膜层、粘膜下层、肌层和浆膜层。如果癌细胞侵犯到了肌层和浆膜层，就意味着病情已经到了晚期。按照医院的病理报告，我胃部的癌细胞已侵犯到了粘膜下层，大约已是中期（2期）了吧。2008年我曾到北京肿瘤医院去咨询。有个30多岁的医生看了我的化验单，认为我的病情已是3期。我说，湖南的医院认定我是2期。他毫无表情地说，“他们说是2期就2期吧”。之后给我开了一张下星期才能作的腹部CT预约单。我没有时间等着做CT，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到任何医院去查证自己的病情到了什么程度。术后，除了服用过一段时间的参芪扶正胶囊以及医生开出的消癌平之外，对其它药物则持慎用的态度。化疗期间，父母在电视上看到一个“金百益”的广告，花2000块钱给我买了几盒。我服了几丸后，感觉这个药物的疗效不可靠，之后便白白浪费了。至于外人盛传十分“灵验”的其它药物，我大都采取的是不信不用的态度。“凡药必有偏性”，这是我从医生那里很多次听到的一句话，我对此十分认可。对癌症病人，常有需“扶正祛邪”之说。手术化疗是“祛邪”，而合理的药物和食物的调理则是“扶正”。我认为，只要能从正常饮食中吸收营养，何必用那些昂贵而效果未知的药物去作无谓的实验呢？中央电视台的罗京得了淋巴癌，成功实施了移植手术，但仍然未能挽回生命；苹果公司的创办人罗布斯，应算是一位富甲天下的有钱人了吧，可是还是不能逃过胰腺癌的劫杀。这些，说明有些病未必是能够依靠药物或使用现有医学手段攻克的。过度地放（化）疗或乱用药物，实质上是对病人的极不负责。对于那些宣传得神乎其神的药物，更应当予以警惕，毕竟癌症病人的身体是经不起折腾的。“金百益”就是典型的例子。如今，这个当时被吹得神乎其神的灵丹妙药早已经销声匿迹了。

心态好 病半愈

术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仍然对自己的病持有怀疑：究竟是不是癌症？我为什么偏偏得了这个病？以前，也曾去看望过一些癌症病人，觉得癌症离自己很遥远。最初确诊为胃癌，竟有点不敢相信。按照现有的调查数据，癌症的发病率大致为千分之一点八，而残酷的现实是，我很不幸地成了这一点八中的一员。

疑惑不定的心态持续了大约半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地习惯或者说坦然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医生们在我手术第二年以来的复查中，认为我的恢复情况还算可以。“你的手术还是成功的，只是那个低分化有点讨厌，定期复查吧。”所谓低分化，是指癌细胞的一种生长状态。分化越低，恶性程度越高。而我则又恰恰属于低分化。所以，起初一段时间，自己对病情也不无担忧，胃部稍有不适,就想去医院检查。后来则习以为常，慢慢地不当回事了。术后，我只是每年去查一次胃镜，做个腹部B超，抽血查查癌胚抗原和C199，如此而已。这些年下来，我觉得病人在康复期间其实不必过于在意，甚至疑神疑鬼。

医生们都说，癌症术后最关键的是1、3、5年，尤其术后第1年尤为关键。得了癌症首选当然是手术，然后是放（化）疗。但是，我觉得对于病人来说，心态最为重要。既然得了病，就必须学会面对。看过一些宗教书籍后，相信人生真的是一次苦旅。这些年来，世间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确也见了不少。一个人来到世上，无论自己如何期盼还是世人高呼万岁，最多也只能活到百把来岁。即便活到那把年纪，能够自己吃饭、走路、拉屎、撒尿实属不易了。一般人过了60岁，就渐觉衰老；过了70岁，更感觉腻腻歪歪弱不禁风了。司马迁曾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人既终有一死，何必把死看得那么恐惧。不是说人死如灯灭吗？人离开这个世界，就是佛祖讲的“一呼吸间”的事情。一口气上不来，就去了西方世界，享受极乐生活去了。很多人把那些死去的人说成是去了好地方，个中的含义就在于此。人若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再说，你怕死难道就不会死吗？那么多大人物，那么多有钱人，还不是说死就死了。

摆正自己的心志并不容易。我曾听说过一个故事：一个人被误诊为癌症，一夜之间这个人就因精神崩溃而死了，可见心态是多么地重要。我也见过一个病人，十多年前他得了舌底癌，被割去了大半个舌头。手术后迫于生计，天天仍在砂石场劳作。过了若干年，他的脖子上又长了一个很大的瘤子，检查为鼻咽癌。再次手术之后，他依然每天忙碌他的砂石业务，甚至有时还为“爬爬车”掀砂上车。也许这个人命很硬，也许这个人体魄强健，反正十几年过去了，他至今还健康地活着。这个人是个体力劳动者，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把病不当回事，第二次手术还是家人再三劝告才去作的。每次看到这个人，我总觉得生命之顽强，在他身上表现得再典型不过了。有些人得了病，虽然作了手术，或还作了化疗，但整个精神状态萎靡不振，整天沉浸于李清照词中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状况之中，这其实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社会上曾流传一句话：癌症病人有三分之一是病死的，三分之一是诊死的，三分之一是嚇死的。这句话一点不假。有些人身体得了病，心理同时也就得了病。心病如变成心魔，则病入膏肓，无可救药。

得了癌症，应当有“三放”的心态，即放松、放开、放下。说到底，就是一个“放”字。把什么都想开了，放下了，自己就轻松了，否则就是自寻烦恼，自讨苦吃。把自己看得过重，往往会忽视他人；把死亡看得过重，往往会加重思想包袱，甚至精神崩溃。由此可见，应当高度重视心态的调整。如何调整？我觉得精神转移法不失为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第一，是通过工作来转移。尽可能干一些力所能及特别是自己有兴趣的工作，充实自己的生活，调节自己的情绪。第二，是通过培养兴趣来转移。比如唱歌跳舞、写字绘画、吹箫奏琴、打牌下棋等等。第三，是通过运动来转移。经常参加适合自己身体状况的运动，比如散步、爬山或旅游，这样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增强免疫力。第四，是通过交流来转移。除了经常与他人交流，还要与书本交流，与大自然交流，藉以开阔自己的胸怀，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术后几年，我一直坚持上班工作，并为单位主持编纂了两本数万字的书籍，自己也有一本文集付印。有的时候我还搞搞书法、篆刻、写作之类的事情，觉得也不无情趣，生病的事往往也就淡忘了。

不必过于忌口

手术之后，不少亲友前来探望。他们带来了各种建议，特别是生活上提出了不少看法或意见。有的说这样不能吃，有的说那样不能吃，甚至甲鱼和鸡都在禁食之列。我对这些则不以为然。看了一些书籍之后，我觉得除了辛辣、熏烤、腌制的食物和被称作“发物”的雄鸡鲤鱼之外，都可以食用，不必人为地设置食物的禁忌。

术后的几年内，老婆几乎每天都要用苹果、梨子、橙子等水果给我榨汁喝。由于胃被大部切除，我每日吃四餐，除正常的早中晚餐之外，每天下午3点还吃点东西，只不过每餐的份量比术前要少一些。为了易于消化，晚上还喝点牛奶或谷粒多之类的饮品。

著名医学教授徐光炜曾告诫癌症病人：要坚持少食多餐，少烫多温，少硬多软，少盐多淡，少糖多蜜，少酒多茶（淡茶），少陈多鲜，少肉多素，少炸多炖，少薰多炒。同时，忌烟酒，忌不洁霉变食物，忌偏食，忌狼吞虎咽，忌暴食。本来，有些癌症就是“吃”出来的，如果手术之后仍然不能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很可能就会让疾病迅速地死灰复燃，自己再遭劫难。这样的病人我见过不少。他们的手术可以说都是成功的，但很多人都是因为嗜爱烟酒，生活没有规律，以致于旧病复发而不可救药。其实徐教授的观点，不仅对癌症病人适用，对尚未得病的人们可谓同样适用。

按照相关医学杂志的介绍，具有抗癌作用的蔬菜主要有红薯、胡萝卜、莴苣、花椰菜等等。总而言之，在日常生活中，多吃新鲜蔬菜水果，荤素搭配，远离烟酒，同时坚持适当运动，对身体恢复有益而无害。

梦中豪饮

术前，自己也是饮酒一族。酒量虽不大，每天至少都要闻闻酒香。如前所说，几次醉酒可能就是造成胃部溃疡的原因之一。手术之后，对戒酒起初似乎还有些不大习惯。有几次晚上梦见几个酒友又碰到了一起，酒友给我倒了一杯酒，说：你作了手术，就只喝这一杯，行吗？我未置可否。酒友几杯下肚，又再三劝我，我有点犹豫，觉得这件事随便不得，不能突破远离烟酒的禁忌。可是经不住酒友的再三激将，心想大不了就是一杯酒嘛，最多一两多，喝下去未必就会怎样。一股豪气涌上来，一口就把杯中的酒竖进了喉咙里。酒友们都说：不错不错，雄风尚存！而我却突然想起医生的叮嘱，心想这下坏了，怎么又喝起酒来了？正在懊恼之际，忽地从梦中醒来，尚有余悸。如此情形在梦中不只一次。有酒友说，看来你的酒瘾还在，不如几时真的去过过瘾如何?我连连摆手，以示已经与酒精划清界线。如此数年，也算一直坚守住了这条底线。

癌同行 爱相伴

生病的过程未必每一天都是痛苦的过程。从某种角度来讲，生病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享受亲情友情的过程，也是对人生目的、人生意义进行思考的过程。“癌”与“爱”两个字的读音几乎相同，但是意义却背道而驰。一个给人以冷酷，一个给人以温暖；一个给人以无望，一个给人以期盼；一个给人以崩溃，一个给人以振作。

2004年4月5日，在病房里等候我手术出来的人，除了我的亲友，还有单位的几位领导，身为处级领导的一把手还专程从县城赶到长沙探望我。术后回到家中，不少人前来看望慰问，其中不乏已经多年未曾谋面、久无往来的同事或朋友。应当说，是亲人、朋友和同事的爱，让我在病中体味到了这世间的温暖，也让我有了不惧疾病和死亡的勇气。

作为病人，治病和恢复的过程是漫长而艰辛的。但作为护理病人的亲人们，也是十分辛苦的。之所以我能顽强地支撑到现在，是因为我每天都感受到亲人们希望我早日康复的期盼，是因为我身上还承担着应当赡养双亲照料孩子的责任和义务。

曾有人说死是容易的，活是不易的。这话其实很有道理。正因为患病，我更看重人间情谊，淡漠金钱名利；正因为患病，我更理解人生意义，懂得珍惜生命；正因为患病，我更知晓人生苦短，明白平淡是真，健康是福。

转瞬之间，十八年过去了。我知道，在这个人世间，幸福可以与人分享，痛苦只能自己承担。我经历的一切就是命运所致，前世注定的。余生，我唯有硬着头皮铁着心，在艰难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蹒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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