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

1、树木为什么在古典绘画中随处可见？它们藏着人类的生活轨迹2、为了高原上的这抹绿——雅鲁藏布江北岸南木林县生态示范区见闻3、京华物语?丨清华校园与“三山五园”体系有着什么关系？

树木为什么在古典绘画中随处可见？它们藏着人类的生活轨迹

《藏在画里的树木文明史》，[英]查尔斯·沃金思 著，于肖末 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10月。

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许多树被认为是神圣的

树，经常被尊为上帝的化身因而被神化。在今天的日本，无论是乡村还是一些大城市的中心，都有许多供奉树的神龛。《创世记》中，知识之树就在亚当和夏娃的家——伊甸园中，其果实可以让人分辨善恶。在基督的审判中，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用来残忍地惩罚耶稣的荆棘王冠可能就是用多刺的叙利亚枣树（也称为基督刺枣，Ziziphus spina-christi）的枝条编成的。这些树在基督教圣地被认为是圣树。

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格兰，许多树被认为是神圣的。这种对树、超自然物体或圣地的崇拜，令那些早期基督教的主教们十分担忧。某些类型的树尤为如此，比如古树、巨大的橡树和一些被认为神圣的树林。16世纪天主教复兴的时代，创造了凸显天主教地位的“新圣地地理”，例如1559年托马斯·斯特拉德林爵士在格拉摩根郡（Glamorganshire）的宅邸中振奋人心的伟大发现——在一棵被大风吹倒的白蜡树中找到了代表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形象。

树在北欧神话中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包括人类的起源。斯诺里·斯特鲁森（1179—1241），一位富有的冰岛地主和律师，写下了这样的故事：“博尔的儿子们在海边散步，发现了两根圆木；他们捡起来木头，将之塑造成人类。第一人赐给他们气息和生命，第二人赐给他们智慧和行动能力，第三人赐给他们语言、听觉和视觉。”他还讲述了世界树的故事：“‘尤克特拉希尔’——命运之树，全宇宙的福祉都维系于它。”命运之树通常被认为是一棵白蜡树，有时也描述其“常青”，所以一些学者认为它更可能是一棵紫杉。

老普林尼讲述了过去“树是神的庙宇”的时代，并提到即使在他的时代，“为了符合原始的仪式，简朴的乡村还是会把一棵尤其高的树尊为神”。他声称罗马人“对森林和森林中寂静的崇拜”不亚于“对金光闪闪的象牙像的崇拜”。

如今，人们推崇所谓“冠军”树，并使之成为树中的“明星”。但一些人仍旧在寂静的小树林和古老的森林中寻找慰藉。但是罗马人将不同的树种与特定的神联系在一起，“不同种类的树永久地奉献给诸神”，例如，“冬橡树代表朱庇特，月桂代表阿波罗，橄榄树代表弥涅尔瓦，桃金娘代表维纳斯，杨树代表赫拉克勒斯”。此外还有“西尔瓦努斯、畜牧神法翁和形形色色的女神，就像上天分配给森林的一样，让每种树都代表一位神明”。出现在一些罗马壁画中的树，以及那些出现在高墙内，并与记功柱、祭坛或神龛相关的树通常被诠释为圣树。

一座位于那不勒斯周边博斯科特雷卡塞的庄园里，有一幅壁画详细地描绘了两座罗马神殿。庄园的建造者阿格里帕娶了奥古斯都皇帝的女儿朱莉亚为妻。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这座别墅及其壁画得以保存至今：在中央的柱子和坐像后面是一棵大落叶树；柱子的右边是一棵较小的树；远处是一个有围墙的花园，里面有柏树和落叶树；山羊在开阔的岩石地上吃草。这几幅罗马壁画描绘了古老的树木以及旁边的柱子。这些经过修剪过的、满身节瘤树木很可能比石柱子更为古老。右边较小的神龛里有一座普里阿普斯的雕像，“与一棵树唇齿相依：唯一的树枝以精巧的角度遮住了普里阿普斯从身体躯干突出的阴茎，提醒观者雕像很可能就源自一棵树”。从实际意义上说，与神龛毗邻的树木其实为游客和前来敬拜的人提供了阴凉。尽管如此，此类树木仍然是神圣的。

阿格里帕庄园“红色房间”的壁画，约公元前10世纪，博斯科特雷卡塞。

萨尔瓦多·罗萨是18世纪最受欢迎的崇高派风景画家之一：在许多英国村舍的阴暗角落里，仍能找到其画作的复制品和版画。他那几幅描绘罗马预言家的画作都已经佚失。虽然在什罗普郡的阿廷汉姆公园里仍有一件复制品展出，但厚重的清漆、所处的阴暗角落，让人几乎无法分辨画的主人公。

幸运的是，身为画家和蚀刻师的约瑟夫·古比（约1689—1770），1724年临摹了几幅萨尔瓦多·罗萨（1615—1673）的风景画（并以印刷品的形式出版了几幅），其中就包括一幅《罗马预言家》作品。画面中，主人公们站在一个铺满岩石的地方，一棵巨大的树占据了画面的左侧，树的枝干正在腐烂、折断。画面中，占卜师正在解读那些树，还有在树之间飞来飞去的鸟的行为。乔舒亚·雷诺兹爵士特别提到罗萨给了我们一种别具一格的大自然印象，一切婉约、典雅和质朴都被弃之不顾……只有那种属于野蛮和未开化的本性的尊严……每一件东西都是一个整体：他的石头、树木、天空，甚至他的绘画手法，都具有粗犷和野性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他笔下的形象生动起來。

约瑟夫·古比，《罗马预言家》，约1724年。

从史前时代起，树木就被用来标记边界和路线

从史前时代起，树木就被用来标记边界和路线。因此选择的树通常具有引人注目的形态，比如比附近常见的树更古老，或者是不同的树种或形状。在宗教改革之前，欧洲各地的许多树木也都是神龛，既为前往市场的旅行者们提供帮助，又保佑他们平安度过一生。在阿尔特多费尔（Altdorfer）的作品《有樵夫的风景画》中，一位旅行者似乎在一棵古树旁休息，古树上挂着一个小神龛，里面可能有耶稣受难像、圣徒的画像或其他基督教圣像。这棵树在某种层面来说是固定神龛的柱子；而在另一个层面，树本身就成为一种值得崇拜的东西。事实上，有人认为这棵树“是活的耶稣受难像，就连树杈都像是耶稣张开的双臂一样”。宗教改革后，在北欧和西欧的许多地方，这些被视为“偶像崇拜”的神龛和带神像的树（德语称作Bildb?ume）就像无数的彩色玻璃窗、汉白玉纪念碑和其他教堂设施一样，被移走或毁坏了。

阿尔布雷希·阿尔特多费尔，《有樵夫的风景画》，约1522年，钢笔墨水和水彩。

在罗马天主教的欧洲，路边神龛仍然很常见，很多都与树有关。亚历山德罗·马格纳斯科（1667—1749）的作品《在乡村小教堂前祈祷》展示了一群成人和孩子与一位牧师在乡村神龛前做礼拜的情景。圣物由一个带尖顶的石制神龛保护着，四面是带栏杆窗口。神龛坐落在一处偏僻、高低不平、群山环绕的空地上，四周的树木被暴风雨破坏。这幅画是在1725年左右绘制的。画家刻画了神龛后面的一棵巨大的树，可以看到两个刻在树皮上的十字架。这种被刻上十字架的树在亚平宁山脉的隘口随处可见。画家克里斯托福罗·德·格拉西1603年绘制的山谷地图中，有一棵被标注为“Si Fo della Croce”的树，意思是“一棵刻有十字架的山毛榉”。“fo”在当地土语中就是“山毛榉”，成为从帕尔马前往海岸地区的“Passo de Cento Croci”（通往克罗奇之路）的标志。令人惊讶的是，现在当地还能找到那些扭曲得很厉害的古老的山毛榉树。

亚历山德罗·马格纳斯科，《在乡村小教堂前祈祷》，约1725年，布面油画。

桑德罗·波提切利（1444—1510）应教皇西斯图斯四世的邀请，于1481年前往罗马，为新建成的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绘制壁画。这座教堂是为了庆祝重要宗教节日和举行红衣主教会议而设计的。红衣主教会议是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基督的试炼》（Temptations of Christ），是祭坛右侧三幅系列壁画的中间一幅，描绘的是基督的生平，其中包括《旧约》的血祭。画面的焦点是耶路撒冷圣殿。前景是献祭的场面。

壁画右上角是基督在山顶对抗魔鬼的诱惑。这幅画中有许多橡树叶和树木的形象。魔鬼似乎就要跌落山崖，它的下方是两棵大橡树，显然被定期修剪过。画中这两棵橡树的叶片很大，以至于可以清晰地看到叶片上浅浅的裂痕。身着白衣、披着蓝色披肩的女人，扛着一捆刚砍下来的橡树枝，树枝上还带着一些橡树叶。虽然画面中也有其他的树，比如柏树，但是橡树显然最为吸睛。这很可能和提出委托的教皇姓氏有关。他的名字是“Francesco della Rovere”，意思是“橡树”（无梗花栎，Quercus petraea）。

桑德罗·波提切利，《基督的试炼》，1481年，罗马西斯廷教堂的壁画。

提到米开朗基罗的艺术，我们似乎不会马上联想到树。1508年至1512年间，他所创作的西斯廷教堂穹顶壁画虽然是人物群像，但树扮演了意义非凡的角色。波提切利为这座教堂绘制壁画的20多年后，米开朗基罗又受西斯图斯四世的侄子，教皇尤利乌斯二世（Pope Julius II）之托画了这些树。

在《洪水》中，有两棵树被认为代表《路加福音23:31》中提到的活着和死去的树，“因为如果他们在一棵生机勃勃的树上做这些事，那么在毫无生机的树上也应该做这些事”。但画中那棵活着的树大部分在18世纪被损坏了。那棵死去的树没有茂盛的树冠来庇护那些聚集在周围并紧紧抓住它的绝望的人。其他几幅画中都有裸露的岩石和枯死的树木，这可能与洪水前的原罪有关。这些树墩与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10节所说的话有关：“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在作品《诱惑和驱逐》中，蛇爬上果树时——从叶子可以看出是一个无花果树——用果实来诱惑夏娃，而夏娃靠在一个枯死的树墩上。亚当、魔鬼和复仇天使的手臂就像树伸出的额外的树枝，将罪恶与惩罚联系在一起。艺术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哈尔特指出，教皇的亲属马可·维格里奥·德拉·罗韦雷，很可能是米开朗基罗的神学顾问。他“形容《诱惑》就是《最后的晚餐》的镜像，是其反面，知识之树的果实则是圣餐的生命之树果实的对立面。

米开朗基罗绘制的穹顶壁画中，最常见又最有说服力且与树相关的象征物是非常小的橡子。尤利乌斯二世的俗名是朱利亚诺·德拉·罗维埃，所以橡树仍然是一个有关联的参照物，就像他们在波提切利的《基督的试炼》中一样。但橡子和橡树还承载着古典文化、《圣经》所赋予的意义，还具有性的象征。橡子被普林尼视为灾荒时期的食物来源。他写道，“这时候，橡子成为许多种族的财富，即使他们享受着和平”，以及“谷物短缺时，橡子会被晒干，磨成面粉，然后做成面包”。在西班牙，“餐桌上的第二道菜就有橡子”。他强调了橡子对养猪的重要性，并指出不同品种的橡子对“猪的肉质”有不同的影响。维吉尔强化了橡树的象征意义：在黄金时代，橡树首先为人类提供了营养。橡子和橡树还是权力和正义的象征。普林尼指出,敬献花环的荣誉总是落在一棵生有橡子的树上，而橡子是朱庇特的圣物。赫西奥德（Hesiod）认为长满沉甸甸果实的山橡树，就像蜜蜂和毛茸茸的绵羊一样，是正义时代大地繁荣昌盛的象征。这个象征物也同样属于宙斯这位公正的给予者，他守护着人类，金色的种族。

被赋予神圣光环的树

富有的英国游客到罗马后经常会购买绘画和雕塑回去装饰他们的房子，另一些人则带回了可以改进建筑设计或花园风格的新观念。威廉·肯特（1686—1748）于1709年前往意大利，在访问比萨和佛罗伦萨之后前往罗马学习艺术，并与伯灵顿勋爵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720年，他回到伦敦，参与了许多大宅的装修，包括伯灵顿宫和肯辛顿宫。他后来成为一名建筑师。从1730年左右开始他又成为一名成绩斐然的园林设计师，比如特威克纳姆亚历山大·蒲柏宅邸和白金汉郡的斯陀园，还给萨里郡埃舍尔附近的克莱蒙特别墅增加了一座塔楼。

与大多数知名的园林设计师不同，他设计园林不是建立在测量勘察的基础上，而是“在纸上画出他的小树林，并将之变成现实”。这幅钢笔画其实是一幅设计稿：克莱蒙特的一座小山——或者说一个土堆——的一片小树林。年轻的针叶树尽管与阔叶树混杂在一起，但还是被精心勾勒出来。树林的两侧摆着一对神使赫尔墨斯（Herms）的雕塑。雕塑安置在两个方形的底座上。这是片圣林，被置于与世隔绝的、戏剧场景化的氛围中。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景观公园中，最典型的被赋予神圣光环的针叶树是黎巴嫩雪松。它现在仍然经常出现在以前牧师和教区长的住宅里。黎巴嫩雪松在《圣经》中的地位同样不可动摇：威廉·吉尔平赞颂其“高贵”以及在《圣经》中的“受人尊敬的地位”——黎巴嫩雪松象征着耶和华的力量。

18世纪时，内米湖边生长着一棵巨大的梧桐树（Platanus orientalis），被称为“圣木”，代表的是狄安娜女神的一个形象——林中女神。理查德·威尔逊（1714—1782）在1754—1756年间创作了这幅细致的黑白粉笔画，在白纸上如雕塑师般刻画出掌状的叶片，并通过微妙的阴影来表现扭曲的树皮及其凹陷和裂缝。这棵树自此成了知名的景点。20年后，威尔士画家托马斯·琼斯也来此游历，并在回忆录中记载了1777年4月30日与朋友们“一起前往内米湖写生——尤其是湖边的那棵叫作圣木的大梧桐，树干有一个大大的树洞，我觉得里面可以容纳十几个人”。他还得知，绘画大师理查德·威尔逊“在这个国家的时候，曾把树洞用作书房来作画”。艺术家保罗·桑德比收藏了威尔逊的那幅画。

在日本，许多树木都是神圣的。在歌川广重（1797—1858）的作品《王子装束榎木除夕的狐火》中描绘了一个著名的木香树（榎，Celtis sinensis），位于东京北部的王子町。据传说，每年除夕当地所有狐狸都会聚集在王子稻荷神社，身着盛装去参拜这棵树，所以会出现所谓“狐火”。当地人认为狐火出现的时间大有讲究：晚上出现狐火，无论傍晚还是夜间，都可以成为来年丰收或歉收的征兆。那些参拜稻荷神社的农民和商人都相信狐狸是丰饶之神稻荷的使者，与水稻的丰收密切相关。这棵树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修路而被砍伐，但后来人们又在附近种了一棵代替它的树，并且除夕的狐火庆典仍在当地举行，人们会手执狐狸的形象，排队走向神庙。

歌川广重，《王子装束榎木除夕的狐火》，1857年，木版画。

日本的一些椋树（Aphananthe aspera）也被视为神树。例如，东京市中心的御茶水车站外，就有一棵椋树幸存了下来，另一棵在大阪附近八尾市的大圣胜军寺。这棵树大约40年前就死了，但作为神龛得以保存，里面有一座雕像。这棵树背后的故事被画成歌川国芳（1797—1861）一幅木刻作品的题材，讲述了圣德太子的故事。画面的右上方的文字说明提道圣德太子躲在“椋树的褶皱里得以脱险”。

作为天皇的儿子，圣德太子生活在6世纪末到7世纪初，以宣扬佛教、反对日本神道教而闻名。太子16岁时与物部守屋打了一仗。后者支持日本的神道教，在河内国（现在的大阪）建造了一座大城堡，手下还有20万骑兵。圣德太子当时只有250名骑兵，于是战败后就消失在那棵树前。在木刻中，树干上隐约看得见圣德太子的身影，而物部守屋的马扬起前蹄，好像在惊讶于王子的消失。传说中，椋树裂开，圣德太子才能够在树里藏身从而免于一死。为了纪念这次死里逃生，圣德太子在树的附近建造了一座寺庙。

教堂和寺庙的柱子会让人联想到成排的树木

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人们的想象中，教堂和寺庙的柱子都会让人联想到成排的树木。数以百计的中世纪教堂都雕刻了树叶和有叶子的柱头，寓意生命之树和耶西的杖。安东尼·高迪（Antoni Gaudi）设计的圣家堂（Sagrada Familia），大殿中的柱子为参观者呈现出一片森林。在教堂建筑内生长的树木通常会让人联想到遗迹，例如，透纳1794年创作的作品，表现了怀河谷内的廷顿修道院。修道院的柱子和拱门上的常春藤，修道院耳堂的残垣断壁间的灌木和小树赋予整座修道院独特的美感。

画面远处那些彬彬有礼的访客，打扰了一直在把树叶扫进前面倾斜的独轮手推车的园丁。上游几英里处有一个叫怀河畔的罗斯的小镇，那里大多数人的生计都与怀河有关：他们用船只载着游客沿怀河顺流而下，欣赏两岸如画的风景，如科威尔岩石山的峭壁和悬木，位于古德里奇和切普斯托的两座城堡，还有草木葱郁的廷顿修道院。在罗斯，一些榆树因为生长在镇上的教堂里而闻名。律师约翰·凯尔（1637—1724）因其善举而闻名，曾被当地人视为“罗斯的英雄”。他为当地穷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为小镇建造供水管道，还在教堂附近布置了一个可以欣赏怀河美景的花园，并将之捐赠给小镇。他在教堂墓地里种了一批榆树，其中几棵活到了1974年，直到一场榆树病和一场风暴将它们全部摧毁。

罗斯教堂中生长的榆树，约1930年，明信片。

相传，“几年前，一个不虔诚的教区牧师砍掉了一些生长在教堂墓地里约翰·凯尔所钟爱的榆树”。“好像决心要表达对种植者的爱意似的，一些树根吐出了嫩芽，嫩芽穿透教堂的墙壁，在他曾经坐过的座位上长出来”。当地人“似乎把这些树视为某种神迹”。这些树经过修剪，没有长到屋顶那么高，但在19世纪下半叶就死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枯死的树干被保留了下来，布满了爬山虎。但它们最终还是败给了木蛀虫，于是取而代之的是铁制的支撑物，现在还可以看到。

现存最完整的16世纪彩色玻璃镶嵌画可以在特鲁瓦（Troyes）找到。例如，在圣马德琳教堂有一幅表现耶稣世系精美的彩色玻璃作品。圣旁塔莱翁教堂的窗户描绘了大约1530年的一个关于制造十字架的木头的故事。画面中有一个天使交给亚当之子塞特一根树枝，而塞特把这根树枝插在其父的坟墓上。在英国，玻璃彩绘在宗教改革的那几个世纪里被破坏殆尽。到了维多利亚时代，许多中世纪教堂被重建时，彩色玻璃的制作有了一个巨大的复兴。赫里福德郡帕特利（Putley）小教区的教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由建筑师托马斯·布拉希尔在19世纪70年代为约翰·赖利重建。此人在约克郡依靠纺织业发了大财，还在自己的庄园里种植了许多异国情调的树木。新制作的彩绘玻璃窗中有一幅是由伦敦摄政街的约翰·克莱顿和阿尔弗雷德·贝尔设计的。这扇彩绘玻璃窗描绘了一棵古老的橡树，有着不同色调的绿色树叶和金色的橡子。

悲情而忧郁的浪漫主义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来自一个温和的新教家庭，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长大。此地当时处于瑞典的统治之下。从哥本哈根艺术学校毕业（1794—1798）后，他定居在德累斯顿。那里是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主要中心之一。格奥尔格·冯·哈登贝格，也就是诺瓦利斯，认为“这个世界必须被浪漫化。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重新找到最初的意义”，并且日常的每个瞬间都可以通过赋予其“神秘的外表”来取得“更高的意义”。

弗里德里希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在他的许多绘画作品中，树木都是至关重要的元素。他还画过许多速写，其中包括1807年4月28日创作的一幅关于冷杉树枝的精美习作。他的两幅描绘德累斯顿周围欧石南丛生的荒野的风景画——《雪中的树木和灌木》和《雪中的冷杉》，展现了他捕捉落叶树和欧洲云杉树枝上积雪的技巧。《雪中的石墓室》则描绘的是三棵古老的橡树围绕着雪中的史前石墓室。大部分较大的树枝似乎都被剪掉了，树干上残枝的断口因为覆盖着雪而更加清晰。树木和石墓室都诉说着神秘的过去，同时两者也都展现了人类的影响——无论是建造墓穴的拱顶，还是修剪树木。

作品《橡树林中的修道院》，画面中央是一个废弃破败的修道院，周围有许多墓碑和倒下的十字架，前景是一队修士抬着一口棺材走向一个还未封土的墓穴。当这幅画第一次展出时，墓穴被解释为艺术家自己的坟墓，也有人将之与弗里德里希哥哥的去世相联系：在一次滑冰事故中，这位艺术家亲眼看到自己的哥哥在冰下溺亡。修道院位于画面中央，窗户仍保留着哥特式的窗饰，周围是8棵古老橡树的剪影。这是一派冬日的景色，树枝的细节在明亮的天空衬托下显得格外突出；许多树已经被折断或砍断，但幸存者春天一到依旧会枝繁叶茂。因此有人推测，画家认为那些埋葬在墓地里的人会在耶稣再降临时复活，就像橡树一样。

弗里德里希最直白的宗教题材绘画作品是《冬季教堂的风景》。一个跛脚的流浪者走近路边的十字路碑时，把拐杖扔在一边，倚着一块石头，在受难的基督面前祈祷。十字架被置于一小片云杉间。云杉保护着十字架，并为礼拜十字架和那棵最高大的云杉的旅行者遮风挡雨。画面的左侧是一座教堂，坐落在雾蒙蒙的幽暗中。但在明亮的天空衬托下，从其轮廓可以看出这是一座哥特式教堂，教堂的尖顶既模仿云杉的对称，又与之形成对比。这位艺术家就是一个例证，符合艺术史学家约瑟夫·里奥·柯尔纳所指出、诺瓦利斯所认为的：“对宗教的头脑来说，任何物体都可以是一座寺庙，就像古代的预言家们所希望的那样。”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冬季教堂的风景》，1811年，布面油画。

伦敦出生的画家塞缪尔·帕尔默（1805—1881）自称被艺术家约翰·林内尔“从现代艺术的深渊中”拉了出来。林内尔说服他学习古典雕塑、丢勒和米开朗基罗，并把他介绍给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他加入了一群自称“古人”的艺术家，并推崇丢勒这样的北欧艺术家。对帕尔默来说，“过去属于诗人，现在属于猪”。从1825年到1835年，他在肯特郡的肖勒姆与他人共住一间小屋。在那里，他一边创作如梦如幻的自然风光，一边品尝当地的农产品、水果、坚果和苹果酒。就是在这里，帕尔默的艺术风格在几年间里变得强烈而“几近幻觉”。这些都体现在他的水彩作品《马栗树的田园牧歌》中。一群羊正在一棵盛放的马栗树（Aesculus hippocastanum）下休息，或许还伴着牧羊人轻柔的笛声。马栗树长着巨大的叶子和花朵，夺目的光亮遮盖着其所庇护的羊群身上绒毛的明暗。帕尔默后来对他的学生们说，马栗树是“你们最好利用的树木之一”。

塞缪尔·帕尔默，《马栗树的田园牧歌》，约1831—1832年，水彩画和车厢面漆。

有远见的艺术家、诗人大卫·琼斯（1894—1974），把文字和图像结合在一起进行艺术创作。这一手法曾被拿来与威廉·布莱克相提并论。虽然出生在伦敦，但琼斯有威尔士血统，曾在阿伯加文尼为埃里克·吉尔工作。他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经历的影响，以树木的生命力来反衬战争中战壕里的惨状。1916年，他在对马梅茨森林的突击中受伤。他后来回忆到，在一片死寂的无人区可以听到森林中鸟儿的啼鸣。对他来说，“全世界的森林”有着伟大的力量，“来到树林时，人们总是既带来欢乐，也带来毁灭”。

1947年，他在一次精神崩溃后，在哈罗的一家疗养院接受治疗，他说：“我现在得试着画画了。我开始画窗外的树，这是治疗游戏的一部分”。他最具神秘主义的水彩画之一《额我略圣咏》，饱含着艺术家神圣的联想。根据琼斯的说法，“主要的出发点”是一首“拉丁文赞美诗，这首诗是我们在罗马礼中，作为耶稣受难日礼拜仪式中的一部分而唱的”。诗中提到十字架是一棵树，不过《启示录22:2》中提到的生命之树同样“肯定包含在其中”。画中的古典遗迹代表“罗马世界的崩溃”，而画面中主要的三棵树是“留在髑髅地（耶稣受难之地）”的树。艺术家提到的在画面中的其他圣物包括：复活节蜡烛，一个在中间距离的德鲁伊石圈，“当然”还有“北欧神话中的世界树尤克特拉希尔……毫无疑问全都聚集在画中——所有事物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一体”。在这幅画里，神秘主义象征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形象多变，以至于树木和树林本身在某种程度上被各式各样的联想削弱，甚至成了视线的阻碍。

注：本文经出版方授权选自《藏在画里的树木文明史》，较原文有删节修改，标题为编者所加。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

原文作者/[英]查尔斯·沃金思

摘编/何安安

编辑/罗东

为了高原上的这抹绿——雅鲁藏布江北岸南木林县生态示范区见闻

新华社拉萨3月24日电 题：为了高原上的这抹绿——雅鲁藏布江北岸南木林县生态示范区见闻

新华社记者王琦

23日一早，自西藏日喀则市区车行半个小时，过了雅鲁藏布江，又经过一段崎岖的石子路，记者来到了北岸南木林县生态示范区。

春天的高原，风还很大，在环绕河谷的群山前吹起了漫天的黄沙，万亩苗木在风中摇曳。在这片林地，记者见到了藏族护林员赤列，他来自附近的柳果村。

“风很大吧？”一见面，他就问记者。“在这片生态林栽种前，情况可比这厉害多了。”赤列说，原来一刮大风，地上的鹅卵石都随风跑，车白天行驶都要开着大灯。

南木林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次仁顿珠也给记者讲了当时的情景：“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两岸全是戈壁荒滩，那时候江上没有桥，过江摆渡的时候，风刮起来，前面一米处的人都看不清。因为怕风沙，这一带居民的窗户还没有普通小汽车的车门窗大，家里桌子上每天落的灰厚得都能写字……”

“现在可不一样了，居民建的房子窗户可大了，家里桌子上的灰也少了。” 次仁顿珠介绍，自近年来雅鲁藏布江北岸南木林县生态示范区开展植树造林和防沙治沙工程以来，示范区周边风沙次数减少了1/3，含氧量提高了5%，空气湿度增加了10%。

新疆杨、榆树、柳树、沙棘……次仁顿珠一一向记者介绍示范区内的树种。“截至去年底，示范区累计完成投资1.5亿元，植树造林3万余亩，栽植各类苗木192万余株，保存率达到92%。”他说。

次仁顿珠介绍，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和来自山东的援藏干部的努力分不开。

2016年来南木林县挂职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的刘海佳来自山东潍坊，来藏近三年，面颊微微透着一点高原红，乡音仍在。他介绍，他来这片林地的时候，树木的种植已经初见规模，转入管护期。“为了保证树木的成活率，县里争取到80万元援藏资金，修了水渠和林间的水泥路，还组建了一支由60名藏族群众组成的护林员队伍，手把手地教他们技术。” 刘海佳说，赤列的技术就是他传授的。

赤列说，在来生态示范区工作之前，他在外地打工，赚的不多，自从来这工作后，每年有13000元的固定工资，每年3月到6月植树的繁忙期，每天还能多拿100元的工资。

“这门技术让我脱了贫，但我更自豪的是，家乡的环境变好了。”赤列告诉记者，他的家就在林场的东侧，这两年风沙少了，林地中能种植一些油菜、青稞、土豆等，收入比以前好了。

“当地的藏族群众通过参与项目建设和机械作业，这些年来共计增收3500余万元。”南木林县委书记姜国杰介绍，生态示范区的建设提高了当地藏族群众的收入。

“在收入提高的同时，更重要的改变在于群众生态意识的提高。砍伐树木的现象基本不见了，从砍树到植树的意识转变，对于保障高原的生态环境意义更为深远。”姜国杰说，生态建设提高了群众的获得感，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民族团结得到加强。

京华物语?丨清华校园与“三山五园”体系有着什么关系？

所谓三山五园，是对北京西北郊、以清代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统称。一般而言，三山是指万寿山、香山、玉泉山，五园是指颐和园、静宜园、静明园、畅春园和圆明园。当然，许多学者对此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将畅春园排除在外，认为圆明三园及圆明园附属的另外两座园林——春和苑和熙春园才是“五园”。其中，春和苑，又名春熙院，乾隆后期至嘉庆朝陆续拆分为淑春园（漱春园）、鸣鹤园、朗润园、镜春园，在今北京大学校园内；熙春园在咸丰时期拆分为熙春园和近春园，在今清华大学校园内。但不管怎么说，显然今天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校园，与历史上的皇家园林群，三山五园体系显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在《老北京述闻：营国故事》中，编者讲述了包括三山五园与其他皇家赐园（如熙春园），及王府、都城等的故事。本期的京华物语，节选了书中有关于五园中的两园，分别是畅春园、圆明园，以及熙春园的部分。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老北京述闻：营国故事》，贺艳主编，北京出版社2021年1月版。

原文作者丨贺艳

摘编丨安也

北京西山，是太行山的一条支阜，由一系列东北—西南向岭谷相间排列的褶皱山组成，绵延100 千米，宛如腾蛟起蟒，从西方遥遥拱卫着北京城。因此，古人称之为“神京右臂”。在西山前缘，即山地和平原接触带，分布着许多海拔较低的风景名山，香山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座。独特的山形地貌使其很早就成为北京的景观胜地，从辽代中丞阿勒弥把自己在香山的私舍捐出去扩建香山寺开始，香山到金代已建有多处水院行宫，明代更是成为京城居民的游赏胜地。

大约10000年前，永定河由石景山出山后流向东北，走清河河谷，汇入温榆河。在圆明园一带形成一条3~4千米宽的河谷低地，被称为永定河故道（古清河故道）；这条河道约在5000年前改道，它所形成的低地称为清河洼地（巴沟低地）。圆明园、颐和园、畅春园一带即坐落于清河洼地中。这一区域除永定河故道外，还有丰沛的山泉水源。

3亿~4亿年前形成的奥陶系灰岩承压含水层，从西山向东隐伏，到玉泉山一带上翘露头，地下水顺着基岩的孔隙以上升泉的形式喷涌而出，形成20多个泉眼，泉眼水流量很大，形成大大小小的泉湖。玉泉是其中最大的一处，乾隆定其为“天下第一泉”。约3000年前，还形成了“泓澄百顷”的湖泊瓮山泊，又称“西湖”。玉泉山泉水和瓮山泊含丰沛水源，为京西水稻栽培提供了地理条件。元明时期引南方人在此耕种稻田，成为京西水稻的重要产区。

金中都时期，都城通往居庸关的大道，是从中都通玄门开始，20里到达海店，休息后再往北走，到达南口。那时候的海店只是这条大道上的一个站点，设有车店、客栈等。元大都修建起来以后，城市北移，大都去居庸关是北出健德门走清河，不必再经过海店。出都城西门不远就可以到达的海店，山清水秀，具有江南景色，渐渐变成郊居选胜之地，发展起了许多园林。

到了明朝后期，文人重新给它命名，把“海店”改为“海淀”，突出了水乡特色。李伟、米万钟在此建造的“清华园”“芍园”都是京城名园。客观地来看，这一片多泉沼泽地水源丰沛，远以西山为屏障，近有瓮山、玉泉山平地凸起，山光水色相互映衬，风景优美，是北方少有的造园绝佳地段。

在园林占地面积上，圆明园（五园）遥遥领先，其次为清漪园、静宜园、畅春园（含西花园）、静明园。而在三山五园各自的平面形状上可以看出，平地起造的两座御园畅春园、圆明园是规规矩矩直棱直角的，依托自然山水而建造的静明、静宜、清漪这三座园子外垣则都随山形水势而走，呈不规则的曲线，有非常明显的区别。

静明、静宜两园，虽然早就有行宫之设，但因为离都城较远，而且山居多有不便，一直都是作为偶尔到访的远郊游赏型宫苑使用。畅春园、圆明园、颐和园，则先后成了康熙、雍正到咸丰、光绪朝内皇帝常住的第二居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山五园虽然兴建的时间有早有晚，空间上也是必须独立分布的，但营建规划时却都置于西北郊山水全局的通盘考虑之下，并且与城市水利保障工程紧密结合，通过许多创新之举，实现了生态涵养和政治中心的和谐统一、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的深度融合，构成了独具特色、浑然一体的首都核心功能区，也是中国“天人合一”的人居环境理念的精彩体现。

畅春园

在北京大学西校门对面的人行道上，两座朱墙黄瓦的琉璃山门静静地矗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与它们擦肩而过时，甚至都不会停下脚步看上一眼。但是墙身上的彩色琉璃岔角花、精美的雕花石拱券门，门额上镶嵌着的雕龙石匾—“敬建恩佑寺”“敬建恩慕寺”，还是默默显示出它们来自皇家的不凡身份。围绕在它们旁边的畅春园小区、畅春园食堂、畅春新园，则一起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叫作“畅春园”。

如果我们站在原地，让时光倒转回到300年前（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眼前将没有高楼大厦、没有水泥路面，甚至也还没有这两座山门，我们将站在一条笔直的石板路上，面对着一堵虎皮石园墙，墙内就是当朝皇帝（康熙）在西郊的寝宫“清溪书屋”。园墙从北往南延伸而去，一直到达现在的北四环路，再折转向西，到万泉河快速路一线再折转向北，一直到达承泽园、蔚秀园一线，围合成一个南北长东西窄的竖长矩形。这就是清代皇家“御园”中的第一园—畅春园。而后来赫赫有名的圆明园，当时只不过是它北边散布的若干个小赐园中的一个而已。

两年之后的一个冬夜（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在“清溪书屋”里与世长辞，皇位传给了皇四子胤禛，也就是雍正皇帝。雍正即位后仿效父亲在南苑为皇太后建立追思寺院（永慕寺）的做法，在“清溪书屋”的东侧新建了一座“恩佑寺”作为父亲的纪念堂，寺庙里供奉着康熙的画像，雍正定期来这里祭拜和缅怀先帝。这座寺庙坐西朝东布置，山门直接开在园墙上，便于雍正从圆明园（位于畅春园的北面）直接抵达，这就是两座山门中靠北的一座。

雍正在位只有短短的13年，接替皇位的乾隆皇帝安排自己的母亲皇太后住进了畅春园。高寿的太后在这里居住了42年，她去世后乾隆取“永慕+恩佑”之意，在恩佑寺南增建了“恩慕寺”以资纪念。恩慕寺与恩佑寺平行布置，山门也开在园墙上，就是两座山门中靠南的那一座。但当时两座山门并不临街，而是共用一个狭长的院子，院子东端为两座影壁。南北向道路在这里向东凸出兜了个弯再回来，在民国年间的老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前院院墙虽然已经拆毁，但影壁和道路拐弯依然清晰可见。

这两座山门是“畅春园”目前仅存的两座建筑。2004年北京市修建北四环路时，还曾在颐和园路和四环北辅路交叉口西侧挖出了畅春园宫门区的基址，四环的宽阔路面就是宫门前广场的大致位置，畅春园西墙与附园“西花园”直接相连。西花园为横长形，南墙与畅春园平齐，北墙大概到畅春园中部。北墙外为开阔的马厂，跟今天的海淀公园范围大致相同，畅春园和西花园加起来占地面积跟紫禁城相仿，但风貌迥异。

康熙二十六年（1687）二月，康熙帝正式驻跸畅春园。此后，他基本每年都在畅春园内居住一段时间，少则一月，长则半年，最多的一年甚至达到了202天，总计达到了近4000个日夜，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冬天在园内的清溪书屋去世。开辟了清代帝王常年居住在西郊御园并“园居理政”的全新生活方式，也是三山五园这一皇家功能特区形成的标志节点。

恩佑寺山门测绘图，张逸芳/绘。

畅春园虽然是在明代清华园废址上（原主人是万历皇帝的外祖父李伟，并非清华大学的清华园），利用残存的水脉山石进行建设改造的，但营建风格充分体现了康熙追求“开阔疏朗”的园林审美观。康熙继承了满族习惯游牧骑射、驰骋山林的传统，很不适应紫禁城内封闭枯燥、盛夏溽暑的环境。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第一次南巡后受到江南园林的影响，选择了江南园匠张涟、张然父子主持畅春园的设计和监造，3年后建成（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同年还请了另一位著名的江南造园叠山艺术家叶洮，对园林进行绘图并继续完善。

著名的“样式雷”家族，就是因为修建畅春园需要大量的南方巧匠，由始祖雷发达带着儿子“以艺应募赴北”，到达北京西郊，并定居于海淀村槐树街，才开始了世代参与清代皇家建筑营造的家族传奇。其后负责西花园修建工程的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时任内务府郎中）。而第一任御园的大总管（畅春园总管大臣），则是康熙特意从宁波知府任上调回来的李煦，也就是曹寅的妻弟。曹寅的母亲和李煦的母亲都是康熙年幼时的保姆，曹寅和李煦都是康熙十分信任的家臣，由此可见皇帝对于这两座园林的重视。

虽然设计师和建造工匠都来自于南方，但畅春园在园林选材和造景上并没有照搬江南，而是因地制宜地形成自己的风格：园中以前湖、后湖两个水面为主，四周绕以建筑和植物，建筑分布密度较低、体量较小，并且都采用小式灰瓦卷棚顶，基本不施彩绘，“永惟俭德，捐泰去雕”。园墙采用虎皮石砌筑，堆山则为土阜平冈，不用珍贵湖石。园内还保留着大量明代遗留的古树、古藤，康熙又新增了很多花木，大搞了“无处无花”。园内景致也多以植物直接命名，如丁香堤、芝兰堤、桃花堤、韵松轩等，林间散布麋鹿、白鹤、孔雀、竹鸡，形成一种自然天成、充满野趣的造园风格。

《宸垣识略》中描绘畅春园的景观：“流泉满道，或注荒地，或伏草径，或散漫尘沙间。春夏之交，晴云碧树，花香鸟声，秋则乱叶飘丹，冬则积雪凝素……”上有所好，下必从之，这种自然朴素造园风格也直接影响到了同时期的皇家园林和诸皇子赐园。康熙还特别对儿子们的宅园提出明确要求，“尔等俱各自有花园，断不可作套房，但以宽广宏敞居之适意为宜”。值得注意的是，畅春园营造时还整修了万泉河水系，将河水引入园中，并在园西面修建西堤（今颐和园东堤）以防水患。这种将营园与外部生态环境改造和治理结合在一起的做法，贯穿了整个三山五园的建设历程，既是客观的需要，也体现了古人对于人居环境整体性和系统性的重视。

圆明园

圆明园在中国，是一个十分特别的存在。虽然它建成的时代比较晚，知名度却特别高。但是大家提起圆明园，又似乎模模糊糊地只有“万园之园”“美轮美奂”“火烧圆明园”“国耻”“废墟”几个简单的概念，于是大多数只能激动地慨叹一番，具体好在哪里又说不出来。实际上，圆明园在历史上的地位之高，故事之丰富，远不是清代其他皇家园林所能比拟的。准确来说，虽然清代离宫御苑数量众多，但圆明园是当之无愧的NO.1（第一名）。它是清代官方文件中唯一被正式称为“御园”的，也是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御园—康熙朝的畅春园和光绪朝的颐和园，担任御园的时长都远远不及圆明园。圆明园也是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位皇帝居住最多的地方—远超过了他们居住在紫禁城的时间。

圆明园样式房图，现藏国家图书馆。

在开始了解圆明园之前，需要先记住几个数据：（1）1707年到1860年（从康熙四十六年到咸丰十年），是圆明园从兴建到被焚毁的153年。（2）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位皇帝，以及康熙、同治、光绪和慈禧。当雍正还是皇四子时，康熙皇帝也曾经来过圆明园；雍正至咸丰各帝都在圆明园中生活了很长时间；1860年圆明园被焚毁之后，同治、光绪皇帝和皇太后慈禧，还曾经试图修复圆明园，所以这几个人与圆明园的历史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3）几个重要变化：皇子赐园（康熙朝）—皇帝御园（雍正朝）/圆明五园（乾隆朝）/三园（嘉道咸三朝）—劫后废墟（1860年之后）—遗址公园（1986年之后），每个阶段的建设重点和园林面貌差异也都是比较大的。

从1707年的始建到1873年的重修，清代帝王们在近170年的时间里为圆明园组织过大量的设计活动，鲜明地体现出不同的时期、不同帝王和设计师们园林审美趣味与设计思想的差异，确实是中国园林艺术的集大成者，清代建筑和皇家园林的高峰之作。

圆明园铜版画

康熙年间，未来的雍正皇帝还只是个普通的皇子（四阿哥胤禛），泯然于众皇子之中；圆明园也不过是在畅春园旁同批建造的数座皇子赐园之一（同期建造的共有三阿哥、五阿哥等七位皇子们的赐园）。圆明园是在康熙四十六年正月选定用地后开始建造的，大约十个月就建成了。当年十一月十一日，康熙皇帝就莅临四阿哥的这座花园，后来又陆续来过好几次，但基本都是在清明和谷雨之间来的，也就是赏牡丹的时节。在康熙朝的最后一年，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在园中牡丹台第一次见到了他的爷爷康熙皇帝，康熙对他极为喜欢和宠爱，立刻决定带回宫中抚养教育。所以有研究认为雍正之所以能当上皇帝，就因为康熙特别喜欢乾隆的缘故。祖孙三代皇帝共赏牡丹的故事也被传为佳话。

圆明园不同历史时期图，贺艳/绘。

赐园时期的圆明园，是一座规模不大、建筑布局疏朗、形象朴素，以水景、植被取胜的园子。由于皇子赐园都由内务府统一安排设计建造，康熙本人也教育儿子们“朕从前曾往王大臣等花园游幸，观其盖造房屋率皆效法汉人，各种曲折隔断，谓之套房。彼时亦以为巧，曾于一两处效法为之，久居即不如意，阙后不为矣。尔等俱各自有花园，断不可作套房，但以宽广宏敞、居之适意为宜”。所以当时的圆明园范围大致在后来的九洲景区一带，而且总面积一定不会超过畅春园。由于圆明园为平地起造，缺乏高大的自然山体，只能以水景取胜；作为皇子的居所，建筑功能多为接待、居住与游赏，不可能有太宏大、复杂的建筑。因为“逾制”在封建社会可是杀头的死罪。

康熙五十八年时胤禛曾写下《园景十二咏》：竹子院、梧桐院、牡丹室、涧阁、桃花坞、深柳读书堂、金鱼池、菜圃、耕织轩、壶中天、葡萄院、莲花池。从这些景观的命名来看，园林以植物景观为主，水体比较迂回婉转、优雅静谧，建筑也都比较舒朗，整个氛围偏于自然清新、朴素宁静、野趣盎然的园林意趣。其中葡萄院别有寓意，因为当时葡萄来自西域，康熙帝平定西域后开始将来自哈密的各种葡萄引种于北京，为此还专门写了诗文来介绍这一事件，也就是“抑以见我国家怀柔之广，喜起之休，远超于前古矣”。而今天大家看到的故宫《十二美人图》，就是当年装饰在深柳读书堂里面的美人屏风上的绢画，清晰地展示了赐园时期的室内陈设情况。

在康熙晚期争夺皇位的残酷政治斗争背景下，胤禛一直扮演着非常低调的，悠闲自得、与世无争的隐士状态。他曾如此描绘自己在圆明园内的生活，“懒问浮沉事，闲娱花柳朝。吴儿调凤曲，越女按鸾箫。道许山僧访，碁将野叟招。漆园非所慕，适志即逍遥”。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冬天，胤禛终于获得遗诏继位。

雍正即位之后，他从谨慎低调的皇子跃升为了至高无上的君主，可以无所畏惧地表达自己的喜好，于是他一改以前平静淡泊的姿态，立刻就把自己深爱的圆明园“升格”为御园，并以胸怀天下的帝王气势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和扩建，以满足“园居”和“理政”的需求。扩建后的圆明园，园林范围扩大到3000多亩，大概是皇子赐园时期的5倍，也是康熙畅春园的3倍多。雍正三年（1725），雍正首次驻跸圆明园并开始御门听政，从此圆明园取代了畅春园，成为清代等级最高的御园，并被此后的历代皇帝一直沿用。

成为御园之后，造园所要考虑的影响因素更为综合和复杂，要将象征寓意、生活需求和支撑技术综合在一起。其中第一位要求就是政治性象征寓意，“移天缩地在君怀”，也就是用整个园林象征着天下和国家的这样一个梦想。帝王的言行是全天下的表率，所以圆明园里有很多命名和特殊功能空间的设置，与皇帝想宣扬的社会道德密切相关。

除了宣扬理念以外，五位皇帝在圆明园长期居住，还有很多实际的功能性生活需求，比如每天都要上朝、吃饭、宴饮、读书、教育孩子，以及各种娱乐生活，如看戏、过节、划船等。甚至雍正皇帝、道光皇帝在圆明园中去世后还需要搭设灵堂。以上提到的所有理想和生活功能都需要科技来作为它的实施支撑，所以圆明园里很多建筑从建设到使用都充满创新并引领着时尚风潮，比如对玻璃窗、西洋壁纸、旋转楼梯等新材料、新造型的使用。圆明园中还有很多设施，比如铜凤试风旗，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设施，安装在建筑的顶部，当风吹过时就会转动，供人识别风向；除铜凤外，还有水法，也就是我们说的喷泉以及升降舞台等。

圆明园四十景图之上下天光。

乾隆在圆明园也进行了一些增补改建，但他最大的贡献还是将“圆明园”这个概念从单独的一座园林变成“一加四”的五座园林，即圆明园本园和相邻的四座附园—长春园、绮春园、熙春园、春熙院—合称为圆明五园。所谓附园，就是因其与圆明园直接相通，皇帝不需要出园门就可以到达，而且均由圆明园管理机构统一管辖。而清漪园等独立的行宫园林，都跟圆明园有一定的空间距离，并各自单设管理机构。附园的扩充工作从乾隆十年（1745）开始，多是利用圆明园周边的原亲贵赐园进行修整和改建。

第一座附园是在圆明园东面的长春园，也就是现在的西洋楼那个区域。第二座是熙春园（现在清华大学的位置），是在乾隆的伯父诚亲王允祉赐园基础上修整而成的，通过一座过街廊桥（当时的天桥）跟长春园连到了一起。再晚一点，又把夹在圆明园、长春园和熙春园之间的多个小园林整合为绮春园。最后将长春园北边的春熙院加入了进来，在乾隆四十五年时，终于达到五园之盛，总占地面积超过450公顷（6000多亩），比雍正时期又大了一倍多。而嘉庆七年、道光二年又先后将春熙院和熙春园分赐出去，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圆明三园格局，占地350公顷。圆明园在御园阶段又经历了由小变大、又由大变小的历程。

1860年，圆明园被英法联军劫掠和焚毁，是为“火劫”。后来同治、光绪两朝曾试图重修，但均未能完成。不过这一时期虽然已经是遗址，也仍是御园的遗址，还有人看护和守卫，虽然守卫得不是很严格。后来慈禧还跑过来重新游历，所以那时候圆明园还不是最糟糕的时候。但在清朝灭亡以后，整个园子变成无人看管的状态，尤其民国初年，军阀从圆明园内拉走了大量材料，包括太湖石，各种各样的石构件，其中包括大家在北京大学里看到的华表、狮子，国家图书馆的文源阁碑等，还有达园里面的山石、碑刻。

这些还不是最糟的，因为它们被拉走之后，至少还保留着原样并且继续得到了使用。当时还有一些人跑进圆明园内，把汉白玉石块打碎，掺到大米里面去卖，从中盈利。经过这一段木劫、石劫破坏后，又历经土劫，直到最后，真的成了垃圾遍地、满目疮痍的废墟。1983年圆明园被正式确定为“遗址公园”，在开展一系列保护、整治、建设工作后，才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城市遗址公园。

熙春园

“熙春园”这个名字大家会感觉比较陌生，但实际上去过的人并不少，因为它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范围大致在今天清华大学校内东西主干道以北，南北主干道以西，西至西校河，北至西大操场北线。其中荒岛、工字厅一带为当时的南部园林区，西操场一带为当时的北部麦田区。

熙春园是清康熙时期兴建的皇子赐园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座，与圆明园同时建造。他的第一任主人是胤禛的哥哥—康熙皇帝的第三子允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收藏的一份满文朱批奏折，清晰地记录了熙春园选址的过程。康熙四十六年正月十八日（1707年2月20号），七位皇子（包括了三、四、五、七、八、九、十阿哥）一起给皇父写了份奏折，在奏折里跟父亲说，您住在畅春园，我们来上朝路途遥远很辛苦，可不可以在旁边修几处小园供我们就近居住，这样的话每天上朝比较方便。康熙同意了，并派人给这些皇子在畅春园北新花园东边的空地上修建花园。

当时空地不是太足，四阿哥的园子位置选定后，三阿哥的没了着落，所以过了两个月，三阿哥允祉自己买了一块地回来请求父亲批准安排派工建造。在三阿哥的奏折中提到了一个关键地点“水磨”，他说自己的园子在水磨闸东南，而且离四阿哥的园子很近。而且这块地还位于新开河道的南岸。当年十二月，这座园林就建成了，并首次设宴迎接了康熙皇帝圣驾。后来，康熙陆续御笔亲题“熙春园”“主善斋”“竹轩”等匾额。

实际上终康熙一朝，老三的熙春园比老四的圆明园更受老父亲的喜爱—共受到康熙皇帝10次莅临，足足比圆明园多1倍。当时，允祉还聚集自己的老师陈梦雷等多位学者，在熙春园内组织编撰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陈梦雷自称“松鹤老人”，他的书房“松鹤山房”位于熙春园东北部，两侧是河，种有千余株榆树和柳树，“珍楼杰阁，缥缃万叠”，说明当时这里收藏了很多书籍。根据陈梦雷代允祉写的《拟永恩寺碑文》记载，当时还将园林东边的旧寺（永恩寺）进行了扩建。康熙六十大寿之前皇子们还一起在熙春园内设宴，请康熙临幸，“是日诸皇子作斑衣戏彩之舞称觞献寿”。

皇子赐园其实是比较特殊的，它不属于商品房，却类似于公房，因为它们是皇帝恩赐给皇子的，所以由皇家内务府出钱修建，而且在皇子死了以后会重新收回、重新分配。所以当雍正即位后，就把哥哥的爵位削去了，并且治了他的罪，然后就把他的花园给没收回来，转手就送给了十六弟庄亲王允禄。乾隆三十二年（1767）二月允禄去世后，熙春园被乾隆收回，成为御园圆明园的附园之一。因为其位于圆明园东侧，又称“东园”。乾隆接手后，首先安排对园内建筑匾额进行了清点，随后赐出新的匾文替代原挂的25面旧匾。同时拆除东北部原有船坞改建为观畴楼、抱朴草堂、四方草亭，对原有的三所（中所、前所、后所）进行了修缮并添建了东所。

可见当时园林西区、中区基本保持原貌，新增建设集中在园林东部和北部，且建筑风格模仿村居，这两片区域内都有农田。根据乾隆三十五年的竣工审计奏折可以得知：熙春园内村庄楼三间，东面房二间，高台房二间，前接鼓棚二间，平台一间，石水柱敞厅三间，倒座儿草房三间，草方亭一座。嘉庆朝又新建了省耕别墅、含润斋等。从观畴楼、省耕别墅等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在归属于御园的期间，熙春园的主要功能是供皇帝观稼验农使用。而且此处种植的是麦子，与畅春园以西区域种植的京西稻不同。据统计，乾隆皇帝在1768年至1781年这13年间，曾有9年、至少26次来熙春园观麦赏景，题御制诗共85首，其中24首都是描述其在观畴楼观麦的经历。

嘉庆帝在位25年，至少有14年来过熙春园，达27次，题御制诗41首。乾隆五十一年统计，园内麦田共有261亩5分，因为麦苗种得不好还对管理人员进行了处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在长春园和熙春园之间新建了一条长达数十米的“复道”，即高架起来的人行天桥，皇帝乘肩舆就可以从长春园东南角的如园直接到达熙春园。这座天桥在当时也是一大壮举，因此皇帝也多次欣欣然地提到：“复道过楼门，熙春别一园”，“复道跨两园，其下通衢穿”。“过即为熙春，俗曰东园惯。于中多隙地，种麦年来遍”，“境额熙春千亩举，轩同淳化四方宣”。

到了道光二年，皇帝将熙春园一分为二，东园赐予三弟，仍名熙春；西园赐予四弟，改名近春。道光七年绘制的一张样式房图明确标明：“瑞亲王园后改近春园，惇亲王园后改熙春园”。到了咸丰时期，又将熙春园更名为清华园。1860年英法联军焚烧三山五园之时，近春园和清华园均幸免于难。但是同治十二年，皇帝下令拆除近春园200多间殿宇游廊，将拆下的木料用于重修圆明园大宫门、圆明园殿和勤政殿等。至此近春园被完全拆毁。1911年经清政府批准，游美学务处迁入清华园，1911年4月29日开学，定名为清华学堂。1913年清华学堂将近春园等地并入，并不断扩展形成了今日的清华大学。

从道光年间的样式房图上来看，熙春园南部园林区围绕柳塘、方塘（荷塘）两片水面形成东西两个组群：西部的前所、后所（今荒岛一带），东部的中所、东所（今工字厅一带）。前所位于南岛，包含德生轩、藻德居和花韵轩；后所位于北岛，包含松篁馆和对云楼。中所包含宫门、主善堂和镜烟斋等。

中所核心建筑为工字厅（康熙时期后殿称为镜烟斋），因为其建筑平面形态如“工”字而得名，前后两座大殿由中间的柱廊相连，加上曲廊的设计，将建筑组群内的各个单体建筑勾连在一起，但又形成一个个独立的院落。1942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的时候就在这里住过。位于工字厅西侧的古月堂为道光初年新建的书斋，建筑形态古朴雅致，是一个传统的小四合院，这里最为精美的要数南部一座小式垂花门（是原东所怡春院的垂花门），保存完好，梁启超、朱自清都曾在这里居住过，到了1928年，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学生后，这里成了第一座女生宿舍。

作者丨贺艳等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王青

导语部分校对丨王心

隔音降噪门窗

高档别墅门窗

系统门窗品牌

铝合金门窗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