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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济南“袖珍夫妻”直播带货月赚6万5月销售额接近50万元2、急扩福建泉州这5家店被点名曝光你去过吗？3、北京的大院

济南“袖珍夫妻”直播带货月赚6万5月销售额接近50万元

大众日报记者 梁开文 李伟

田宸光预估了一下，这个月的收入差不多能有6万。旁边，妻子范金娟的嗓子已经明显嘶哑，“6月份一天也没休息呢。”

田宸光和范金娟是济南的一对袖珍夫妻，也是在淘宝上直播带货的美食主播。他们勤奋努力、积极乐观，虽然个子不高，用厨房改造的直播间不大，但是他们梦想很大，故事很多。

被误认为偷偷上网的小朋友

做淘宝主播前几年，田宸光和范金娟用自己积攒的钱，在济南王舍人片区买了一套房子。田宸光是一个爱琢磨事儿的人，他买房时价格5000多元/平，现在小区均价已经在1.1万元以上。

第一次去采访这对夫妻是在6月18日，田宸光委婉暗示，最好约在下午两点后见面，因为连轴直播，再加上每天工作到凌晨，现在他们的生物钟已经完全颠倒。“不过也不用过来太晚，还要早点起来准备当晚的直播，6.18是一场硬仗。”

田宸光今年38岁，妻子33岁，两人身高都不到1.4米。直播时，新来的粉丝容易被两人的个头和声线误导，误认他们是偷偷上网的小朋友。不想每天都要对类似问题解释两三百遍，有几次直播，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范金娟把结婚证别在了衣服上。“这时候有些粉丝又会说，拿着结婚证显摆什么呀！”田宸光哭笑不得，不过他们也习惯了这种常态，直播间里越热闹越好。

6月18日，他们的直播间累计观看量4万多。

目前，他们的直播间粉丝已有13万，每次直播累计观看量多的时候超过15万，少的时候也有两三万。“5月份每天能销售一千五百多单，当月销售额接近50万元，我们上个月挣了近3万元。”田宸光又说，代价是他们一个月就休息了2天。田宸光以前的照片头发浓密，现在眼前的他已然是“秃击队”一员，“熬夜掉头发啊。”

数据显示，11:00—14:30和18:30—23:30这两个时间段，是淘宝直播流量最多的时候。根据实践经验，田宸光和妻子现在的直播时间基本固定在晚上7点半到凌晨零点半，每次5个小时左右。两人一般得到中午11点半之后起床，吃“早饭”。去年3月份，经袖珍人朋友介绍，田宸光和妻子签约了杭州一家MCN机构，成为淘宝的特色美食主播。因为直播时要吃很多东西，所以直播外的其他时间他们不敢吃太多。“早饭”也就成了两人一天之中正儿八经的唯一一顿饭。

“早饭”过后，两人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取快递。商家会把直播时需要的样品提前快递过来，“每天得取好几趟，你看这客厅里摆满了。”“我们只负责直播推荐商品，其他环节的工作都是MCN负责协调。”每天直播前两个小时，MCN运营人员确定当晚直播商品，田宸光和妻子一般要先尝一下口味，从主播这个环节对食品进行把关，然后设计直播脚本，准备直播用的链接和优惠券，然后等到七点半左右开播。

6.18大促，对淘宝主播来说竞争很激烈，因为商家在这个节点也会直播。“更厉害的是，今年有300位明星当晚也会直播带货。”不过面对“乘风破浪的姐姐”施加的压力，田宸光和妻子的战果还算不错，当晚他们卖了600多单商品，累计观看人数4万多。

直播结束又是一个凌晨，从热闹和亮堂的“厨房”出来，眼前是深夜和寂静。田宸光和妻子习惯听一会罗振宇的“罗辑思维”节目，让直播时的兴奋状态降降温，然后再沉沉睡去。

15个月涨了13万粉丝

田宸光和范金娟的直播故事是最真实的直播故事，没有一夜爆红或暴富，只有天道酬勤。

投身淘宝直播前，田宸光利用在北京所学的皮影戏技艺，在济南成立了一家皮影戏剧团，成员全是袖珍人，有不错的收入。这家剧团现在还有，不过受疫情影响演出锐减。“干淘宝主播一方面是受到朋友影响，另一方面是自己平常喜欢看新闻，觉得直播带货以后会火，不过也做了过苦日子的准备，当时我给妻子说，下狠心，估计一年挣不到钱。”让田宸光没想到的是，现在直播成了主业，开始反哺皮影戏。

田宸光直播首秀的时间是2019年3月14日，从下午2点播到了晚上7点半。“很多主播一开始不知道聊啥，我没这个问题。”彼时，田宸光刚在百花洲跟着芙蓉馆馆主李涛学了一年相声，嘴皮子很溜，直播间没几个人，他也能一唠就是几个小时。

虽然擅长互动，但是田宸光发现，他直播的时候虽然很热闹，但是带货能力一般，“后来我就和我媳妇一块播，发现效果好多了，后来我到幕后，我媳妇自己播，效果更好了。”现在，长相俊俏的范金娟负责直播，识趣的田宸光负责幕后，偶尔也会出镜调节一下气氛，“两人各自发挥自身所长。”

疫情期间，有很多粉丝也想尝试直播带货，问田宸光有没有高招。田宸光一般都会大方分享自己的经验，“搞直播之前得先弄清楚几个概念，比如转粉量、转化量、观看时长和回访频次。”转粉量就是游客转化成粉丝的概率，转化量是衡量直播期间粉丝购买商品的指标，淘宝主播需要想尽办法让粉丝在自己直播间多驻足，也要想办法让他们短期内就想回咱直播间再看看。

这是田宸光理论结合实践总结的经验，为壮大自己直播间影响力，田宸光打快板、说贯口、弹尤克里里、表演皮影，还把商品编成顺口溜。妻子唱歌跳舞，用不同方言介绍当地商品，俩人都豁出去了。可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数据原地杵，三个月过去了，他们的直播间起色还是不大。“前三个月果然没挣钱，每个月分成只有几十块钱。”但是田宸光坚信自己的方向没错，到了去年的6.18，直播间流量终于开始上升，“去年6月份我们赚了一万多块钱，粉丝也开始上升，形成了良性循环，去年双11数据也不错。”

田宸光说，他现在也可以算是腰部主播了，每到大促节点，也有坑位费。6月份虽然流量被分走不少，但是有坑位费回补，所以收入会较高。

（田宸光与妻子4月份的直播收入账单。）

今年春节期间，因为私事比较多，他们连着17天没直播，等到正月初六复播，直播间热度又降至冰点。“这是一个重要提醒，也是包括李佳琦等头部主播经常焦虑的，就是你有了一定粉丝量后，反而不敢休息了，你一休息粉丝可能就去别人那里了，淘宝也不给流量支持了。”田宸光说，为了重整旗鼓，他们在直播间教大家做蛋糕、做凉皮，再次使出浑身解数，到了3月份热度才回来。现在，田宸光和妻子很少休息，身体真受不了了，也只敢休息1天。

15个月的时间，他们拥有了13万粉丝，也有了比较稳定的收入。但是爱琢磨事儿的田宸光又焦虑了，他发现直播有了新动向，二次元虚拟主播开始频繁出现在直播间，“洛天依”坑位费甚至达到了几十万，“挑战很多，我们先做好自己。”

做好自己，是田宸光和范秀娟从记事起，就一直在坚持的事儿。因为个子比别人小，他们只能通过其他方面补上。

鼓励总比调侃多

直播间粉丝多了，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有一次，我们正在介绍一款美食的优点，结果有人突然留言，说这么好的产品能治我们不长个吗？”被粉丝用自己最不愿提及的痛处开玩笑，田宸光当时很受伤，但是现在说起往事，他已经淡然了很多。

田宸光已年近不惑，妻子也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类似直播间的这种遭遇他们经历了太多，只不过场景从现实转移到了网络。

“椿树王，椿树王，你长粗来我长长。”儿时的田宸光每到除夕夜都会抱住村里的臭椿树念口诀。田宸光老家在山东淄博，他是早产儿，之所以发育慢，是因为出生时窒息，导致脑垂体受损，影响了生长激素分泌。“小时候父母经常出去给我寻医问药，也试过很多偏方，但是都没效果。”据《健康时报》报道，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伍学焱教授指出，除去极少数因为基因问题导致垂体发育不良的病例，99%的“袖珍人”都是因难产伴随的机械性损伤所致。伍学焱提醒，如果宝宝出生时难产，家长一定要密切注意孩子的生长发育状况，如果发现生长发育迟缓，要尽早带孩子到医院做检查。

初中毕业后，田宸光干过镇食品厂的仓库保管员、铝合金厂化验员，还去县城的残疾人福利工厂工作了三年。范金娟老家在河北石家庄，高中辍学后在服装厂打工。

当意识到自己的身高和同龄人相比出现异常后，所有袖珍人几乎都经历过崩溃，被人调侃或嘲笑的经历，让他们变得敏感又羞涩。此外，他们在生活中还会遭遇很多不方便，田宸光说，他们以前打车，出租车司机很少会停车，就算停了车，也会先问”小朋友，你们带钱了吗？”后来田宸光和范金娟结婚后，手拉手走在大街上，经常会听到旁边的人议论，“现在的小学生太开放了，这才多大啊，就手拉手。”

田宸光和范金娟都认为，让他们收获信心，能更好实现自己价值的是学习皮影戏的那段经历。

田宸光曾经有过一段北漂经历，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北京龙在天皮影艺术团招收演员的消息。2008年12月，他第一次来到艺术团的演出房，看到演员们在排练《孙悟空大战红孩儿》。“看着这么多袖珍人在排练，感觉很温暖。”田宸光马上决定留下来。2009年前后，范金娟看到山东电视台《阳光快车道》在演袖珍人表演皮影戏的节目，同样被深深吸引，也按图索骥来到了北京这家艺术团学习皮影，和刚来没多久的田宸光慢慢相识、相恋，并在2012年年底和其他几对袖珍人一起举办了集体结婚。

（最右为田宸光和范金娟夫妻。）

田宸光第一次正式表演皮影戏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演出的剧目就是《孙悟空大战红孩儿》。看到台下那么多大学生，田宸光有些紧张，但很快他就投入到角色中，完全忘记了自己。演出结束时，他们博得了满堂彩，还有很多学生上台和他合影。人生第一次，田宸光感觉到了自己的价值，“不是同情，只是因为自己的表演获得了他们的认可。”

因为皮影戏，田宸光和范金娟都感觉自己像是变了一个人，更加自信。

内心强大，生活里就与有更多阳光。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网络上，对他们支持的人要远远多于调侃的人，“直播间里如果有拿我们身高开涮的，其他粉丝会一起帮着我们说话，保护我们。”不过，他们现在已经不愿意把这种事儿放在心上，他们更愿意在直播间唱唱歌，聊聊当年田宸光是怎么追上范金娟的，提醒怀孕的妈妈们保持心情愉悦孩子更健康，“这多有意思啊”。

（视频报道）

“七”背后的浪漫

在皮影戏艺术团，虽然抱团取暖会让人短暂忘记烦忧。可田宸光知道，他们不可能一直生活在“小人国”里，也不可能一直躲在那几尺幕布后面。2014年，田宸光和妻子回到山东济南，和小伙伴们成立了皮影艺术团，在济南很多校园和剧场里，留下了他们的精彩表演。回想从只负责幕后表演到自己面对市场拉赞助、找合作，田宸光说这个过程不容易。

如今，田宸光和妻子早已习惯把自己置于十几万粉丝手机屏幕前。皮影戏让他们变得自信，直播间让他们自由。

2016年，田宸光和自己的皮影戏剧团受邀参加了央视《开门大吉》栏目。主持人尼格买提和他有一段让人印象很深的对话。“叫你田团长，是不是你瞬间觉得自己很高大了？”“我一直觉得自己挺高大的。”“挺好，你实际身高是？”“1.36米。”“你在自己眼里的身高是？”“这个问题，我用周杰伦的一句歌词回答：小小的天有大大梦想。”

在直播间，田宸光和妻子经常会唱周杰伦的歌。这对“小夫妻”同样喜欢追星，并汲取偶像言行中传递的阳光和正能量。田宸光的偶像就是周杰伦，前段时间周杰伦发行新歌《Mojito》后，田宸光第一时间下载到手机里，还认真去查了一个这首歌名字到底读“莫吉托”、“莫黑托”还是“莫黑哆”。

2010年，恰逢周杰伦出道十年。他的专辑《跨时代》在亚洲区销量突破100万，当年7月，公司在北京为周杰伦举办了一场庆功会。庆功会第一个节目是皮影戏，田宸光便是6个表演者之一，他通过在剧团的努力换来了近距离见到自己偶像的机会，他们设计了以周杰伦为原型的皮影人，用串烧的形式演绎了周杰伦的名曲。表演结束后，田宸光想和偶像去合影，结果保安不让，“周董人很好，看到我们后就把我们叫过去合影了。”当时还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插曲，周杰伦以为这些皮影演员是小朋友，笑称没想到自己有这么小的歌迷。有意思的是，2011年周杰伦发行的专辑《惊叹号》中，就有一首名为《皮影戏》的歌曲，“微薄的身躯，刻画出厚实尊严。小小屏幕，撑起大大一片天……”

（周杰伦左手边的是田宸光。）

范金娟说，其实他们直播团队有3个人，另外一个家在济宁汶上，过段时间就从老家回来了。“她和我们也一样是袖珍人。”田宸光说，虽然自己也在艰难创业，但是他们愿意帮助更多“小伙伴”。此外，他们还多次参与公益直播，为家乡产品代言，还去过泰安直播助农，“我们淄博桓台的马踏湖金丝鸭蛋、白莲藕、粗布都很好，也可以借助直播扩大品牌影响力。”

田宸光和妻子淘宝直播间的名称叫“小七金娟”，很多粉丝好奇“小七”是什么意思？“有好几个意思，我在老家几个堂兄弟里面排行老七，我在我们足球队的队服号码也是7号，此外，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也是七。”

田宸光看着记者没有理解最后这个“七”的意思，马上指了指旁边的范金娟，“最重要的人，妻子！”

“哦。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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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扩福建泉州这5家店被点名曝光你去过吗？

5月29日

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

2020年第18期食品安全抽检信息

本次公告的监督抽检信息

涉及15大类食品289批次

合格273批次，不合格16批次

4批次餐饮食品和2批次水果制品检出食品添加剂问题

4批次餐饮食品和2批次水果制品检出食品添加剂问题，分别为:

晋江市青阳小颜餐饮店销售的油条（加工日期为2020年1月10日）;游氏老祖传石磨坊（平潭综合实验区）店销售的油条（加工日期为2019年12月25日）;古田县魏情小吃店销售的油条（加工日期为2019年12月25日），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l计）不合格；晋江市梅岭万达马老七手工米粉店销售的黄焖鸡（加工日期为2019年12月20日），亚硝酸盐（以亚硝酸钠计）不合格；长泰县兴泰新丰原超市销售的金丝蜜枣（购进日期为2019年12月20日），二氧化硫残留量（以SO2计）不合格；标称龙岩市西闽特食品有限公司2019年12月1日生产的红心地瓜片，二氧化硫残留量（以SO2计）不合格，销售单位为新罗区林诗琪土特产商行。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规定，硫酸铝钾、硫酸铝铵作为膨松剂、稳定剂可应用于油炸面制品，其添加量“按生产需要适量添加”，而终产品中的铝残留限量不得超过100mg/kg。铝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个别企业为改善产品口感，在生产加工过程中超限量使用含铝添加剂。

硝酸盐是一种具有护色和防腐作用的食品添加剂，广泛应用于肉制品生产加工过程中，可抑制肉毒杆菌的生长。《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14）中规定，酱卤肉制品类中亚硝酸盐的残留量不得超过30mg/kg。为保证食品安全，确保公众身体健康，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告（2012年 第10号）规定，禁止餐饮服务单位采购、贮存、使用食品添加剂亚硝酸盐（亚硝酸钠、亚硝酸钾）。此次检出亚硝酸盐产品的单位属于餐饮服务单位，其食品检出亚硝酸盐说明存在违规使用的可能性；也可能是购进原料不合格，由不合格原料带入导致产品不合格。

二氧化硫（以及焦亚硫酸钾、亚硫酸钠等添加剂）对食品有漂白、防腐和抗氧化作用，是食品加工中常用的漂白剂和防腐剂。《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规定，蜜饯凉果二氧化硫残留量不得超过0.35g/kg。二氧化硫进入人体后最终转化为硫酸盐并随尿液排出体外。如果长期过量摄入二氧化硫，可能会对健康不利。

7批次食用农产品检出农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问题

7批次食用农产品检出农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问题，分别为:

福建永辉超市有限公司泉州市南安水头店销售的活泥鳅（购进日期为2019年12月11日），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不合格；泉州市洛江区河市万利隆超市销售的鸭蛋（购进日期为2019年12月20日）;厦门市思明区首嘉里便利店销售的海鸭蛋（购进日期为2019年12月21日），氟苯尼考不合格；华安县秋恋家禽店销售的鸭肉（购进日期为2019年12月24日），氯霉素不合格；漳州市芗城区蔡建川猪肉摊销售的猪腰（购进日期为2019年12月25日），氧氟沙星不合格；松溪县润发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的活虾菇（购进日期为2019年12月23日）;厦门永辉民生超市有限公司金湖店销售的虾菇（活）（购进日期为2019年12月14日），镉（以Cd计）不合格。

恩诺沙星属于氟喹诺酮类药物，是一类人工合成的广谱抗菌药，用于治疗动物的皮肤感染、呼吸道感染等，是动物专属用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2019）中规定，恩诺沙星在鱼（皮+肉）中最高残留限量值为100μg/kg。恩诺沙星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养殖户在养殖过程中违规使用相关兽药。

氟苯尼考又称氟甲砜霉素，是农业部批准使用的动物专用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细菌所致的猪、鸡、鱼的细菌性疾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2019）中规定，氟苯尼考在产蛋期家禽中禁用。鸭蛋中检出氟苯尼考的原因，可能是养殖户在产蛋鸭养殖过程中违规使用相关兽药，长期食用氟苯尼考残留超标的食品，对人体健康有一定影响。

氧氟沙星属于喹诺酮类药物，具有抗菌谱广、活性强等特性，曾被广泛用于畜禽细菌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发布在食品动物中停止使用洛美沙星、培氟沙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4种兽药的决定》（农业部公告 第2292号）中规定，在食品动物中停止使用氧氟沙星（动物性食品中不得检出）。食用检出氧氟沙星的食品，可能引起头晕、头痛、睡眠不良、胃肠道刺激等症状。

镉（以Cd计）是最常见的重金属元素污染物之一。《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7）中规定，镉（以Cd计）在鲜、冻水产动物的甲壳类中限量为0.5mg/kg。水产品中镉（以Cd计）超标可能是水产品养殖过程中对环境中镉元素的富集。

1批次方便食品和2批次饮料检出微生物污染问题

1批次方便食品和2批次饮料检出微生物污染问题，分别为:

标称晋江市焕容堂贸易有限公司2019年12月8日生产的薏仁粉，菌落总数不合格；标称大田县三泉净水有限公司2019年12月9日生产的包装饮用水;标称大田县三泉净水有限公司2019年12月11日生产的包装饮用水，铜绿假单胞菌不合格。

菌落总数是指示性微生物指标，主要反映食品在生产过程中是否符合卫生要求。菌落总数超标说明个别企业可能未按要求严格控制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条件，或者包装容器清洗消毒不到位；还有可能与产品包装密封不严，储运条件控制不当等有关。

铜绿假单胞菌是一种条件致病菌，广泛分布于各种水、空气、正常人的皮肤、呼吸道和肠道等，易在潮湿的环境存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GB 19298-2014）中规定，铜绿假单胞菌在包装饮用水中不得检出。饮用水中铜绿假单胞菌超标可能是源水防护不当，水体受到污染；生产过程中卫生控制不严格，从业人员未经消毒的手直接与容器内壁接触；或者是包装材料清洗消毒有缺陷所致。

编辑：毋惊

北京的大院

大院的出现

说起老北京离不开胡同四合院，说起“新北京”就不能不说大院。１９４９年之后，大批的共产党干部和科教人员迁入北京，组建政府各部门和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当时的北京城（现在的二环路以内）根本容纳不下，于是在城外盖起了一片又一片的楼房，其中有些修起了围墙，就成了大院。也有些楼区没有围墙，但居住的人和生活方式与有围墙的并没有多大区别，也可以一并称为大院。这些大院比起胡同四合院来当然是资历短浅，更没有什么“文化底蕴”，不像胡同四合院能讲出那么些“道道”来，但它们标志着北京城建历史上的转折点，也是现在的北京人的重要来源之一。比如说，那些除了自己的“哥们”谁都不往眼里放，逮谁都敢“挤兑”的干部子弟，他们能离了大院的背景吗？

大院多在北京的西边北边。１９５１年时，复兴门外就盖起了第一批楼房宿舍区。那边是国家机关聚集的地带，比如几个机械工业部，国家计委、经委、科委，全工总，公安部，铁道部，建工部，建材部，外贸部，商业部，物资部，等等。于是，围绕着机关的办公楼，一片又一片的宿舍楼出现了，从真武庙、羊坊店到三里河、百万庄、二里沟、葡萄园、车公庄。看看这些地名，过去都是乡下。

五十年代的楼房一般是三层或四层，尖顶，红砖或灰砖。当时缺钢材，更别提铝材，所以大门和窗户框子都是木头的。每户的面积不大，两三间屋子，没有客厅睡房之分，加上厨房厕所小阳台，很简单，可不像现在的什么两厅三卧两卫。那时从一般干部到处长，甚至有些局长，也就是住这样的一个小单元。部长当然特殊，比如百万庄的申区，连在一起的二层小楼，每户都有上下两层加个小院子（相当于西方的Ｔｏｗｎ　Ｈｏｕｓｅ）。

军队的首脑机关也多在北京的西郊，只是分布的更散更远，从公主坟一带直到西山脚下，像总参总政总后，海军空军司令部加总医院，通讯兵，装甲兵，铁道兵，二炮等等。军队大院当然都有围墙卫兵，不许闲人入内。军队干部也高出一等，团级师级就住三四间屋子的单元，将军大多住单独的小楼。

中科院各研究所集中在中关村一带，那里也盖起了大片的宿舍楼。高等院校呢，除了清华、北大（占了燕京大学的校园）几个老大学，１９５０年代新成立的有号称八大学院，好像是航空、邮电、地质、钢铁、矿业、石油、体育、外语，主要分布在从高粱桥、魏公村到五道口一带。这些学院当时都被农村包围，于是就用围墙把农民挡在外边，形成一个个大院。

与胡同的对比

大院与胡同四合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从建筑上看，大院的楼房是现代化的，至少在卫生设备、上下水道、供暖保温方面都比四合院的平房强多了。尤其在四合院逐渐沦为大杂院，越来越拥挤破烂时，大院的楼房越发显的优越。大院和胡同里的住的人也大不相同。总体而言，１９８０年代之前，大院里以干部、大学教师和科技人员为主，收入比较高。他们第一代人大多来自全国各地，南腔北调，生活习惯五花八门，到了第二代则是北京长大，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而胡同里以普通百姓为主，像工人、中小学老师、售货员售票员服务员之类的。其中以老北京人居多，很多上点年纪的都讲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从１９５０年代到１９７０年代，城市居民的贫富差距远不像现在这样悬殊，但那时最大的贫富划分就是大院里“住楼的”和大院外“住平房”的。

当然，也有一些很高等的人物住在胡同里，他们一家一户独占一座四合院，从两进的中四合院到三进以上的大四合院。有些还保持传统的老式房子，更多的则进行了现代化改造，还有的干脆推倒了平房起小楼。他们平时大门紧闭，和街坊邻居没有来往。这些“大宅门”与大杂院里和三四家挤一座小四合院的平民百姓根本不相干，干脆就不能算在“住平房”的那些北京人里。另外，胡同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小规模改造，一些平房被推倒盖起了楼房，也类似大院。比如王朔，曾经住在公主坟一带的海军大院，后来搬到了东城的胡同里，住的很可能是这种新盖的房子。从家庭和生活背景上看，他还应该算作“大院”的。王蒙却把王朔称作“胡同里的小痞子”，实在不大对头。他确实很痞，但仍应该算是“大院的干部子弟”。

在１９７０年代之前，从三里河、甘家口、动物园一线再往西去，农村还占着优势，很多大院的外边并不是四合院而是农村的破平房，住的是北京的第三个群体：郊区农民。当然，也有新盖的一排排的平房，一般都是工人宿舍区，住的工人有些来自外地，更多的是当地农民转化的。他们更是把大院围墙里边的看作有钱人，而围墙里边的人则很少正眼看他们，只是一些家长常常告诫孩子不要和外边的“野孩子”玩。

1966年至1976年时期，大院与胡同的对比强烈到了极点。大院里的高干子弟成立了第一批红卫兵（自称老兵），红八月时杀向了胡同，抄家打人，驱赶黑五类。他们抄出了金条银元、字画古玩、老书旧货，还有房契地契、国民党时代的各类票据和委任状。这些老东西都是大院里很少见的，确确实实是“四旧”的产品和载体，若放在今天都是宝贝，而在当时却是乌七八糟的封资修，甚至是反革命复辟的物证。老红卫兵们更是发现胡同里除了平民百姓还“藏龙卧虎”呢，有满清的遗老遗少皇亲国戚，民国和日伪时的各类人物，背景复杂的民主人士、演艺圈大小角色，这些人用当时的革命标准衡量，几乎全是革命对象。虽然他们早就是“死老虎”了，正哆哆嗦嗦的只求活命，老红卫兵们可一点都没手软，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那一幕幕的惨剧此处不提了。

当然，有些走资派也住在胡同的大宅门里甚至中南海里。而造反派也不光是胡同里的，还有大院里的中低干和他们的子弟。反正，大院里的高干和高干子弟们很灰头土脸了一阵。他们又东山再起是林彪事件之后，许多老干部纷纷“解放”，减扣的工资补发了，生活条件复原了，高干子弟们纷纷的走后门当兵、调工厂、上大学，而胡同的平民百姓子弟却还在继续上山下乡。骆驼摔倒了跟羊一边高，可再站起来呢？

大院文化

如今一说“大院文化”，许多人会想到山西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代表的晋商文化。北京的“大院文化”完全是另一回事。所谓的老北京文化是属于胡同四合院的，但是，正在编纂的〖北京民俗大全〗里也将有大院的一席之地，至少要提到一些曾经很出名的大院，像外交部大院，海军大院之类的。

其实，比起胡同文化来，大院实在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在“文化”一词泛滥的今天，权且拿它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吧。在这个意义上，大院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1966年至1976年时期干部子弟群体以哥们关系胶合在一起的“玩的生活”。

从１９６６年夏天到１９６７年冬天，北京的中小学放了一年多的假。学生们无人管教的疯玩了一年多。红卫兵们曾自以为“世界是我们的”，很“一本正经”的革了一阵命。但到了１９６７年，以成人为主的造反派起来了，当局取缔“联动”，并开始约束各路红卫兵，他们又大多恢复成孩子。虽然１９６７年初冬又“复课闹革命”了，但已经成了习惯风气的“玩的生活”还继续着。当然，用王朔的话说，孩子们有点烦，嫌复课干扰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与现在相比，那时孩子们之间的关系太紧密了。除了吃饭睡觉各自回家，其余时间都在一起玩，比跟自己父母在一起的时间都长。孩子们有自己的社会，其单元是一个个的群体，基本是按居住区，也就是大院，自然形成的。在大街上若两个或两伙不认识的孩子互相看着不顺眼，以敌视的目光打量一会，然后第一句话往往是“你丫哪的？”，最可傲人的回答有“海军大院的！”“总参的！”“外交部的！”“七机部的！”等等。当然，此孩子决非属于七机部的编制，只不过他爸爸在七机部上班，他家住在七机部大院里，他属于那个大院的孩子群。

那时的孩子们群体观念极强，如果哪个孩子受了外边的欺负，这个群体中的其他孩子都有义务为他去报复。帮助受了欺负的哥们还在其次，维护本群体的“尊严”更重要。所以，一个属于某大院的孩子往往敢于挑战一个比自己强壮的但没有“靠山”的孩子，这常常发生在大院与胡同的孩子之间。虽然打群架主要发生在各个大院的孩子群之间，但你死我活的场面很少出现。可大院与胡同的孩子群之间若打起来，往往就要惨烈的多。那些规模大、又有围墙和某种“特殊地位”的大院，比如各军队大院和外交部大院，孩子们的归属感或团体观念最强。他们形成了人数最多的孩子群，曾有过一下子几百甚至上千的孩子出动，去“扫荡”西单、宣武门、菜市口的所谓的“土流氓”。这些“战役”与大人们毫无关系，完全属于孩子的社会，是大人们想阻止而做不到的。如此的“孩子社会”在今天简直无法想像。

孩子群体，尤其是男孩子们，有点像一群狼或猴子，每条狼或每只猴子都有个明确的地位。通常从上幼儿园开始，每个班里的男孩中就有大王、二王、三王之类的。这种地位主要凭个头高矮，胳膊粗细，打架的勇气和技巧，有没有哥哥或其他人护着等因素来定。地位定了，就知道以后对谁必须让着，对谁可以瞪眼，可以骂两句打两下解解闷。

在孩子群里互相称呼几乎都用外号，尊姓大名是很少用的。即使是很难听的外号，听惯了就比正名还顺耳呢。外号的得来很容易，比如王朔写了这么一段：“姓叶叫夜猫子，姓江叫江米条，姓蔡叫菜包子，……，这都是因姓得名。还有因体型长相得名的：棍儿糖，杆儿狼，猴子，猫，大猪，白脸儿，黑子，小锛儿，大腚。一些人是兄弟排行小名叫响了：老九，老七，三儿，大毛二毛三毛，大胖二胖三胖四胖。个别人是因性格：扯子，北驴。还有一些不知所为何来，顺嘴就给安上了，……”。

孩子社会里最通常的活动还是玩：游泳、滑冰、遛车、逛公园、逛大街、粘蜻蜓、逮蛐蛐、养鸽子、养热带鱼、养鸡斗鸡、拍婆子、下馆子，太多了。在所有的“玩”里，真正还有些文化意义的要属游戏，其种类之多难以说全，笔者可想起来的有：打牌下棋，弹球，三角（烟盒），冰棍棍，滚铁环，抽汉奸（抽陀螺），毒气弹，地雷，打橄儿（用木板打一个像橄榄核似的木头），打排（扁片石头），扔包，藏猫（电报），攻城，撞拐，打垒，骑马打仗，骑驴，土坷垃仗，绷弓子仗等等。有一些女孩更常玩的：跳皮筋，跳房子，踢包，抓拐，养蚕，刻剪纸，“吃啊吃啊吃毛桃啊”，“叭唧叭唧小白菜”，“老狼老狼几点了”，“要风要雨要擂捶”，等等。当然，这些玩意和游戏是不分胡同还是大院的孩子们都玩。只不过大院里的孩子群人更多，地方也比胡同里大，所以玩的规模更大更野更全面，水平往往更高。想想吧，所有的孩子都不上学，闲在家里，又极少有电视更别提上网，他们每天干什么呢？自然要把所有能玩的都玩个遍。这种大规模的不上学，尽情的玩，恐怕古今中外的孩子们极少有过，以后也很难再发生了。看看现在的孩子，独生子女，功课重压，几乎失去了与邻居孩子一起玩的机会。那么些游戏很有失传的危险。

与胡同里的平民子弟比较，大院里的干部子弟们的一个最大特点是狂傲，不知天高地厚，自视很高。王小波说过一个中学生整日站在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前面思考“世界战略问题”。当然，真要比较思想水平，很多平民子弟恐怕更高一筹，比如遇罗克和他的小团体。其实，大一些的孩子，比如文革开始已是高中生的，很多并没有从红卫兵退回到孩子群，他们更加成熟，在思想或者文学艺术的领域里探索着，或在生活的路上走进了成人的社会。大院里的孩子们是“瞎狂”，有点像八旗子弟仗着“背景”，以为“天下”是父辈打下的，自然要传到自己的手里。聊起天来，对整个“天下”当然是随意褒贬，远到希特勒、美军、世界大战，近到中央领导人、重大机密内部消息，什么都知道，至少是自以为什么都知道，都有一番见解。他们看自己呢，个个都是大材料，将来当总理如果还差点，弄个部长将军什么的不在话下。

当时语言的另一个特点是模仿电影，比如：

“高，实在是高！”〖地道战〗

“弟兄们，五两啦，上啊！”〖突破乌江〗

“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南征北战〗

“好看的脸蛋能长大米吗？”〖摘苹果的时候〗？

“杀他一个回马枪！”〖平原游击队〗

“面包会有的。”〖列宁在十月〗

这类的话太多了，有不少文章讲述过，尤其是〖红底金字〗那本书中做了详细的纪录，此处不多说。当然，不仅是大院的孩子，当时全中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能学上几句。只不过大院里的孩子们空闲更多点，一部电影能看好几十回，所以记的更多更牢，而且还把许多电影里的话借用到自己的生活中，比如王朔的书里就有精彩描写。

大院的没落

从１９６８年上山下乡开始，大院的孩子群人数逐渐减少。大孩子一拨一拨的走了，虽然新的接上来，小学生们进了中学，但是“质量”却下降了，至少在打架的规模和野劲上一拨比一拨退步。后来，随着学校的学习越来越正规，孩子们玩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尤其在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之后，中小学生谁还有闲功夫玩呢？而且，“时尚”也变了，文革时，会“玩”的孩子受追捧，１９７７年以后呢，整天还“玩”的是考不上大学的“傻帽”，没几个人还想答理他们。尤其当中小学生都成了独生子女之后，家长也不放心让他们单独出去玩了。大院里的孩子群彻底消失了。

随着北京的大扩张，大院作为居住区也衰落了。住房商品化改革，机关单位不再包建宿舍区从根本上停止了大院的生长。一群群的新建筑，越来越高档的住房出现了，但已经不属于哪个机关单位，而且几乎都是在原来的大院之外，因为老大院里没有空地了。大院里的干部和干部子弟们凡是买的起房的，尤其是年轻人，纷纷搬出了大院。只剩一些“难离故土”的老人们还守着老窝，大院里没了人气，不但老楼房们日渐破旧，而且气氛凄凉。一些政府部门合并改组甚至取消，依附着它们的大院也就失去了“名分”，有的干脆成了拆迁的目标。有些大院虽然还在，但随着权力和财富的重新分配，不再名声响亮，比如那些军队大院，虽然围墙卫兵依旧，但早已失去了辉煌。

昔日的哥们伙伴早已不见了踪影，只剩下一幕幕的欢乐童年留在脑海里。当年，总觉的时间好像无穷无尽，每一天玩完回家总有个第二天可以接着玩。可这一切，曾经是那样真实而持久的存在，怎么竞像一阵风刮过去就不见了？只剩下眼前的老楼房们默默的向我证明，那一切确实存在过。可是，等老楼房们消失了，等我们这一代人也消失了，谁还知道，谁还愿意知道，曾经有过那样一种生活，是活生生的充满欢乐的真实生活！它叫作：北京的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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